近年来，关注和反映弱势群体的影片比较常见，如影片《最好的相遇》《我们一起摇太阳》《小小的我》《不说话的爱》等，近期上映的影片《独一无二》亦属此类。作为法国高分喜剧片《贝利叶一家》的中国版改编，这部影片试图在听障家庭亲情叙事中注入本土化表达。影片保留了原作中“健听女儿与听障父母”的核心矛盾，通过张婧仪饰演的女儿喻延，与陈明昊、蒋勤勤扮演的父母之间的情感拉扯，完成了一次“小心翼翼”的文化转译。但在温暖剧情的背后，影片在视听呈现与改编策略上也存在一些不足。

　　原作中，故事发生在一座偏僻的法国农场，这里远离城市，从空间上形成一种天然隔绝，强化了听障家庭的社群孤独感，女儿宝拉参加歌唱比赛也成为打破封闭隔绝的重要象征。而本土版影片剧情将农场直接更替为中国北方的城镇景观，片中的重要场景菜市场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热闹蒸腾的生活氛围，不仅消解了呈现家庭内部矛盾所需的环境张力，父母经营鱼杂店的职业设定与原作中“自给自足”的农场主身份也产生本质差异。杀鱼、烹饪等重复性体力劳动的表达，未能重建足够真实、有质感的生活肌理，导致喻延的崩溃离开显得缺乏足够说服力。原作中女主人公宝拉身上凝聚了青春、成长、梦想、家庭和现实等多重元素，人物成长历程通过多层矛盾与逐渐觉醒展开。而本土版影片中喻延的困境被直接压缩为“忙碌”与“委屈”，缺少了一些对残障弱势家庭压抑和困境的真诚叩问。当影片用几段情感热烈的手语和相拥而泣的方式来化解最终矛盾时，便稍显单薄，未能触达更深层的意义。原作中带有质朴气息的乡镇合唱团赋予了音乐一种神圣感和启迪感，与听障家庭的沉默形成精神上的对峙。而本土版影片无论演员演唱或是演出场景都渗透出些许刻意，尤其在影片结尾，女主人公独自演唱歌曲《万语千言》的画面与生活镜头穿插的剧情，情感的自然流淌和有效传递略显生硬。

　　片中演员的表演非常值得关注。一方面，该片的主演张婧仪、蒋勤勤和陈明昊都以“非常态”‌的身体语言打破了传统相关题材中对听障角色的刻板演绎，较为生动地刻画出听障家庭的缩影。女儿喻延与父母交流时的手语动作带着市井生活浸润的粗粝感，而面对音乐世界时她的肢体又展现出一种流畅的韵律感，这种肢体语言的双重性使表演较为丰满。母亲周琳加入了大量‌触觉感知的表达方式，如指尖划过木制家具时面部肌肉的轻微抖动、当遭遇城管突袭时脚掌的瞬间紧绷等，试图‌通过多层面重构聋人母亲的感官世界，让角色的“沉默”迸发出强大的表演张力，将听觉缺失转化为可触摸的躯体记忆。父亲身上油迹斑斑的围裙和夸张却不失幽默的手语姿势，让形象跳脱出苦情框架，调和了人物的悲剧感，赋予底层残障者鲜活的生存智慧。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演员的这些表达超越了单纯的手语模仿，将感官残障的现实转化为一种观众可以感知的身体诗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影片中的表演呈现出某种矛盾的分裂感，演员要突破常规演绎的套路模式，也要避免陷入奇观化的陷阱。将“舶来”影片的基因植入中国的现实生活土壤时，演员们不得不以加倍的身体能量填补文化适配方面的折扣，他们的肢体幅度不自觉间加以放大，再加入某些不合时宜的插科打诨，让表演显得有些夸张。可能原版中一个耸肩就能完成的无奈和自嘲，在本土版中就需要配合瞪眼、摊手、跺脚等全套动作才能达到相近的表达效果。而张婧仪的表演则在青春片程式与残障叙事间摆荡不定。她自然流畅比出手语手势的精确度极高，展现出演员在专业角度对角色的极大尊重，但转入青春叛逆戏份时，突然爆发的摔门、嘶吼与奔跑，却好似又落入了青春叛逆场景中的表演套路。母亲周琳身上频繁被放大的辛劳与痛苦，在“激活”观众感官的同时，也可能会因表情演绎得过于饱和，引发真实感与表演痕迹之间的界限模糊。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过度表演，也同时反映当下特殊类型题材电影的某些表演困境——演员对这类特殊群体人物的过度表达形成了新的表演“枷锁”。实际上借助明确的外在形式去表达人物并不难，难的是真正去触碰那些生命中柔软而脆弱的部分。或许唯有当演员放下“表演”的执念，允许自己真正“失控”、真正投入，才能使自己的表演更加血肉丰满。

　　总体来看，《独一无二》以听障家庭为创作切入口，呈现出东方家庭关系中“责任”与“自由”的命题。虽然影片在文化和情感等方面与观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契合，但也映照出翻拍电影的某些不足——既想保留原作的情感内核，又试图通过添加本土符号、社会热点甚至类型元素来扩大受众面，导致叙事重心模糊，削弱了作品的精神纯度。那些真正需要被关注的因素，如对差异的尊重、对残缺的包容、对个体价值的凝视等却展现不足。翻拍电影如何平衡本土化表达与原作的神韵，依然是值得中国电影人持续探索的命题。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