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王计兵火了！爆破手陈年喜火了！还有李松山、吕玉霞……

　　回想2025年春晚的那一瞬间，身穿外卖服的王计兵用略显沙哑的嗓音朗诵着他自己创作的诗句：“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个简练而深刻的诗句，瞬间让春晚的舞台充满诗意。是呀！王计兵不仅是外卖员，更是诗人，在奔波的路上，他以诗歌的方式见证了这个快节奏时代的点点滴滴。无独有偶，2024年8月，54岁的陈年喜出现在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第三集，他的那一首风靡公众的《炸裂志》再次引爆：“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这震耳欲聋的诗句，又一次被众人热议、传播。

　　一个是外卖员，一个是爆破手，他们都是“痛并快乐着”的人。他们为何能火？凭什么能火？说到王计兵，据资深媒体人、诗人陈朝华回忆，某天早晨，在“正知书院”媒体读书群里，有朋友分享了王计兵《赶时间的人》那首小诗，他眼前一亮，随即转发到他的微博上，并写下附言：“偶然读到一位外卖骑手写的诗，推荐。”没料到这条微博迅速引发轰动，不到两个小时，那条微博“转评赞”过万，阅读量更是飙升到千万，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那条微博“转评赞”超6万，阅读量破2000万。之后，他将自己感知到的互动反馈再次发微博并更新到朋友圈，很快引发专业诗歌网站和多家传媒机构对王计兵的关注。要知道，“外卖骑手诗人”这个看似不搭界的身份在全媒体时代所产生的裂变是全方位的。近日，55岁“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又火了，在短视频助力下，这本诗集不到一天就卖出2000多册。令人吃惊的是，他一年出版两本诗集，销量超过10万册。与王计兵一样，深谙打工生活况味的陈年喜，2013年春把自传诗作《炸裂志》发在博客上，立刻在网上疯传。陈年喜开始受到外界关注，有导演将他的故事拍进聚焦工人诗人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并在全国上映。随后，他在国内外巡回演讲他的“诗歌人生”，感动了无数观众。从此，“矿工诗人”陈年喜开始出圈。出圈，出圈，出圈……诗歌真的有如此大的魅力吗？澎湃新闻记者徐萧在2023年1月16日以《百万互联网“野生诗人”，以诗撬开规定性人生的气口》为题，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快手上有超过60万人在写诗，Up主‘有山先生’发起的‘B站诗词大会’，六期收获了10W＋投稿作品；小红书举办‘小红书斗诗大会’等线上活动，吸引了上万条诗歌投稿；保守估计，仅仅在这三个平台写诗的人，就超过百万。”这条消息的出笼，着实夺人眼球。

　　是的，一方面，诗人因特别的时代、特殊的身份、别样的经历火了；另一方面，林林总总的自媒体也因为诗歌爆棚了，这的确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新现象。新世纪以来，网络的兴盛为诗歌写作开辟出了一个别具诱惑力和无限创生可能的活动空间。至此，作者与读者的空间瓶颈被打破，诗人收获了崭新的写作现场，这个写作现场就是诗歌论坛。因为诗歌论坛的构建，广大诗歌“游民”开始主动寻求自我表达方式，带来了民间诗歌话语活力的高涨和日常化写作趋势的强化，从而将当代诗歌带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当下，随着诗歌消费群体的规模与能量不断看涨，电脑、手机消解了交流者之间的地域差异、身份差异，也为诗人提供了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创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脑、手机平台上展示自己，享受网络所带来的自由而舒展的快感。基于网络诗歌创作主体的大众性，以及个人情感体验的丰富性和审美趣味的多样性，让写诗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小意外，成了不少人追寻的“诗意人生”。

　　可以说，王计兵、陈年喜、李松山、吕玉霞等一大批“草根诗人”之所以会“火”一把，甚至还会长久“火”下去，这绝非是一时兴起的“诗歌事件”，更不是一种偶然的文艺现象，它分明是新时代大众文艺新的崛起。众所周知，说到大众文艺，其根源可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平民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对大众文艺的推动。那么，新时代大众文艺新的崛起无疑为中国文艺推波助澜。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新”，是对传统大众文艺的继承与创新，尤其在大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毫无疑问，从新世纪到新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短视频等技术是推动新大众文艺出笼的核心动力，大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生产与传播。的确，新大众文艺是近年来中国文艺界在技术革新、社会变迁及文化需求转型背景下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就拿诗歌来说，它短小精悍、语言凝练，天然契合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的碎片化传播。特别是抖音、小红书上的诗歌常以“文字+画面+音乐”的融合形式呈现，通过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快速吸引用户，形成“15秒诗意”的传播现象。正是有了这样的传播效应，外卖骑手王计兵、矿工陈年喜的诗歌才能风靡。如今，新媒体平台的评论、转发功能使诗歌从单向传播转向“创作—反馈—再创作”的互动循环。像B站用户以“诵诗歌、唱诗歌、演诗歌”等方式对诗歌进行二次创作，进一步扩大了诗歌的传播边界。是的，当创作与传播实现了良性互动，像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与陈年喜的《炸裂志》因为有着情绪价值的即时性，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能够直击情感节点，成为大众释放压力、记录生活的出口。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体现的就是“人民书写人民”，而诗歌因其个体化表达特质，容易成为普通人记录职场压力、家庭温情等生活细节的理想载体。

　　传统文艺以专业创作者为核心，大众主要扮演“接受者”角色，传播路径多为书籍、报刊、剧场等单向输出。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技术门槛的降低，新大众文艺不再是专业创作者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创作主体，创作与接受的界限被打破，普通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生产与传播，重塑了传统文艺的边界与形态，形成互动共创模式。正是因为新大众文艺强调的是“大众即生产者”，诗歌，作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其“短平快”的特征迅速在这个时代风行起来：诗词大会、诗剧场、诗电影、诗歌大道、诗歌墙、地铁诗歌比比皆是，这些诗歌范例都少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少不了“诗言志”“诗缘情”在新媒体语境下催生出的“现代生机”，特别是少不了普通人的声音，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显著的艺术特质。正如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所言，新大众文艺需包容“精英与大众”的双轨发展：一方面保护传统诗歌的学术性与艺术性，另一方面鼓励大众创作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未来的诗歌需在“精英性”与“大众性”、“艺术性”与“传播性”之间寻找平衡，既要拥抱技术变革与大众参与，也要坚守诗歌作为情感与思想载体的本质。当然，新大众文艺为诗歌的复兴提供了新契机，但也带来形式与内涵的博弈。当下，尽管诗歌在新大众文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角色的含金量还有待于提高。一方面，在海量创作中诗歌质量参差不齐，部分诗歌甚至沦为流量工具；另一方面，碎片化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传统诗学标准与大众审美之间的张力尚未完全调和。未来，在“人人皆可写诗”的现象中如何平衡大众化与艺术性、流量与深度等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