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70年。“双百”方针不仅为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石，更在当下文化形态的交融碰撞中，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供了思想资源。1962年设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正是电影领域践行“百花齐放”理念、突出群众在文艺审美中主体地位的重要实践。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与电影创作的深刻变革，正以鲜明的媒介融合特征与广泛的大众参与性诠释着“双百”方针的时代内涵。5月13日，由中国影协、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王一川、饶曙光、张颐武、胡智锋、丁亚平、李洋、李道新、孙承健、李镇、张晴滟、王丹、谭政等业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双百”方针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引领新大众文艺实践、赋能电影创作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思想对话的空间与理论参照。

　　坚守人民性，拥抱新技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从未改变，其内涵主要包括三点：其一是“人民性”，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审美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决定了社会主义文艺永远是服务人民、表现人民、属于人民。其二是“民主性”，强调“百家争鸣”，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文艺广泛接纳各个阶层、群体参与，保证创作和审美层面的权利平等。其三是“多样性”，体现“百花齐放”，多种样态、题材、类型、风格都可共存共荣，允许差异化和个性化，进而形成“美美与共”的局面。

　　在保持本质不变的同时，社会主义文艺在当下也呈现出很多形态上的变化。胡智锋认为，这首先体现在“主体之变”：经历了从精英主导创作到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从真人创作到人机复合创作的变化，“全民共创”成为当下新大众文艺的突出特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深刻地影响着文艺创作；其次体现在“文本之变”：文艺作品文本从固化、稳定发展到更具交互性、流动性；其三是“传播之变”：文艺作品的传播从剧院、影院、美术馆等实体场景拓展至更多互联网虚拟场景，从单一渠道传播发展为多种介质混合交融的复合式传播；其四是“接受之变”：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观众更多转化为用户，以消费行为部分替代审美行为。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王一川认为，物质丰裕后人们对创作表达的需求、教育普及后大众审美水平的整体提升、互联网条件下人机之间的常态化联动，支撑着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快速发展。他以大众电影百花奖为例，表示该奖的最大意义正在于争取和维护普通观众的“审美平等权利”。王一川认为，更好地建构“审美平等权利”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十分重要，他将该权利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是“审美接受权”，从能接受、能看懂到能确证、能享受自身的艺术主体权，观众不仅能在影片中享受艺术之美，也能看到自己的生活；第二层是“审美评价权”，如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设立就初步满足了普通观众评价自己喜欢的电影的权利；第三层是“审美创作权”，大众直接成为电影作品的创作者，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开始参与到微电影等新艺术形态的创作中来；第四层是“审美生活权”，大众能够更好地在生活中创作艺术、在艺术创作中享受生活，实现“审美生活化”。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洋看来，人民性的创作自觉、媒介话语权的重构、自主性的生产机制，是当下电影领域新大众文艺快速发展的三大支撑。一方面，电影创作正在被用户主导模式重塑，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鞭策着电影工作者创作更多拥抱普通人鲜活生命体验、表达人民所思所想的优秀电影作品；另一方面，文艺批评的公共空间不断被激活，在算法和数据的影响下，普通观众的评论和意见对电影工业的话语结构产生愈发重要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模式；同时，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加持下，非专业创作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电影行业中上游，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化为共创者乃至创作者，极大地影响了当下电影的内容形态。

　　创作权的下沉要与审美判断力的提升同步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加速流动的‘平台时代’，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等丰富的媒介平台，让普通用户也能作为主体参与文艺创作。新大众文艺的快速发展，让‘平台时代’的文艺创作呈现出新形态的百花齐放景象，《逃出大英博物馆》等以轻形式承载重内容的作品受到公众广泛欢迎。然而，平台普遍偏爱迅速反馈和快速变现，而文艺最核心的那部分价值反而是需要耐心体会的，这种价值在平台的快节奏和热闹喧嚣中反而显得有些脆弱。”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道出了自己对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隐忧。

　　丁亚平进一步阐释：“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价值，与简单的声量大、传播快、流量高并不等同，其更应体现在可交流、有深度、能持久等方面。”他认为，在“平台时代”更加应当强调，流量并不是衡量文艺作品影响力和价值的唯一标准，很多流量大的文艺作品都相对简单、直接、快捷，但文艺应当允许、容纳并鼓励复杂性与深刻性。“因此要创作出优秀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者必须在审美质量、思想深度、公共意义等方面作出努力。”丁亚平表示。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无论创作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文艺工作者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守健康的内容生产；创作出的作品要有助于社会的连接，而非加剧社会的撕裂，在情绪价值输出方面要有标准、懂节制。胡智锋同样认为，当下文艺工作者要一如既往地贯彻基本创作立场，坚持人民性、民族性与多样性；同时要积极拥抱快速变化的环境，与时俱进地以最新形式、样态和技术实现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的有效正向传播。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眼中，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相关从业者依然需要正视两个问题，即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与观众的关系。“如今，观众不再只是文艺作品的‘终点’，而往往成为‘起点’。过去创作者要自问：我的作品打动了多少观众？如今创作者则要自问：有多少观众在通过我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

　　孙承健同时指出，无论新大众文艺如何发展，让文艺真正属于人民这个根本方向不能变。“新大众文艺创作必须坚持创作权的下沉与审美判断力的提升同步。技术降低了艺术表达的门槛，却不能免除表达的责任。”他认为，文艺工作者不应也不能对大众审美趣味无条件地顺从，而是要搞清共情、共鸣与迎合的区别。“二者差异不在于是否能打动观众，而在于打动观众的原因是什么——迎合是让观众感慨‘果然如此’，共情则是让观众发现‘原来如此’。虽然二者并非非此即彼、可以并存于同一部作品中，但创作者必须分清孰轻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