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众多扶贫题材歌剧创作中，由宁德市畲族歌舞团、福建省歌舞剧院、寿宁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闽江学院联合创排的大型原创歌剧《鸾峰桥》，以其独特的创意、高品质的歌剧艺术表达脱颖而出，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在进京集中示范演出中令首都观众眼前一亮。

　　全剧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福建宁德地委主要领导一行深入下党乡实地调研指导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了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村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力摆脱贫困、走向乡村振兴的故事。以物为证回望巨变，以史鉴今砥砺前行。歌剧《鸾峰桥》通过艺术的手段和戏剧的表现手法开掘现实题材背后的深厚时代主题，用艺术的语言重温“三进下党”的为民情怀，传承“四下基层”的优良传统，生动演绎了闽东人民“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作者：胡一峰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顶着炎炎烈日、沿着崎岖山路，到寿宁县下党村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并在鸾峰桥畔召开会议。他提出的“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的扶贫思想，指明了摆脱贫困的关键在于激发内在动力，在于埋头苦干、持之以恒。三十多年后，歌剧《鸾峰桥》再现了下党乡的脱贫奋斗历程，以歌剧艺术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弱鸟先飞”的扶贫思想，在致敬领路人的同时，也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奋斗注入了更强劲的信心和动力。现实中的下党群众摆脱贫困，根本在于科学的扶贫思想的指引；《鸾峰桥》舞台上的“下党故事”启人心灵，关键在于对这一思想观念的艺术诠释。具体来说，我以为该剧特色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以有层次的叙事彰显思想伟力

　　歌剧《鸾峰桥》最鲜明的特征在于聚焦扶贫思想的强大力量，采取小切口、大主题的手法，实现了科学思想的艺术化表达。全剧共分四幕八场，包括“识贫”“战贫”“脱贫”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其中，“识贫”是战胜贫困、摆脱贫困的前提，该剧在此着墨最多，表现出创作者对现实逻辑和艺术逻辑相统一的体认和把握。

　　大幕拉开，古老的鸾峰桥巍然在目，下党乡村民老王无比自豪地抱着孙子，在一众村民中“显摆” 。不过，剧情很快就急转直下，打碎了这“其乐融融”的场面。刚为老王家生下孩子一个月的儿媳妇翠红抛家弃子逃过鸾峰桥，却因体虚累倒在林子里，被上山采药的村民救下背回了下党。翠红醒来后，一曲《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了》自诉心绪，这段演唱哀婉低回，如泣如诉，有悔恨也有绝望，是怜己也是哀人，更说出了下党乡的民生“真相”。古往今来，一切有力量的艺术作品总是着力于刻画个体的悲欢命运，给宏大的主题找到具体可感的落点。在《鸾峰桥》中，翠红正是这样一个“落点”。

　　此时，种种细节描绘出的残酷现实如一把利刃，刺破了开场时“田园诗”的错觉，揭示出村民“穷自得”的无奈和悲哀。《鸾峰桥》第一幕第一场入戏快、“戏味”浓，体现出创作者对该剧题材内涵的深刻把握和剧作技法的娴熟运用。这个“热开场”的段落时间虽然不长、人物不多，但从大喜转为大悲的剧烈冲突，充分展现出贫困对社会秩序和人性亲情的破坏，自然而深沉地亮出了全剧的脱贫主题，促使观众把欣赏逻辑嵌入人物命运走向之中。

　　在接下来的场次中，下党乡的脱贫之路和翠红的回归之路，始终双线并进，交织进行。乡党委书记大周贯彻落实地委主要领导指示精神，身先士卒，扎根下党，始终遵循着“弱鸟先飞”的观念，并带领村民将其付诸实践。应该说，老王、王二林、翠红以及所有的下党乡村民都是“弱鸟”之喻的个体与群体具象，他们从“不飞”“难飞”“懒飞”到“先飞”“善飞”的深刻转变，则是“弱鸟先飞”的扶贫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就此而言，《鸾峰桥》既是艺术对思想的讲述，也是思想对艺术的淬炼。作品以王二林和翠红“破镜重圆”的故事，折射出下党乡群众自力更生走出贫困的社会变迁，引导观众从下党乡的变化透视闽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脱贫历程，由一户见一乡，由一隅见全局，充分开掘了扶贫题材内蕴的普遍哲理，实现了宏大立意和精巧构思的融合统一，在情节递进中充分展现“弱鸟先飞”的思想伟力，生动诠释了宁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和实践地的深刻主题。

　　以有成长的人物塑造感人形象

　　当《鸾峰桥》的大幕落下，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依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一心为民的大周书记、重情重义的翠红、质朴善良的二林，还有虽未在舞台现身却始终塑造着全剧精神之魂的地委主要领导。作为一部主旋律歌剧，《鸾峰桥》的主要人物结构紧扣“脱贫”主题展开，既有代表引领者和组织者的“书记”，也有代表外部环境的“吴厂长”，更有作为脱贫主体的村民。这些人物或实或虚、或详或略，但都在情节发展和角色行动中得到了较好的塑造。尤为重要的是，创作者充分发挥歌剧艺术之长，为主要人物设计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精彩唱段，有效拓宽了演员的表演空间，使角色的艺术内涵得到充分开掘。剧中人物的成长几乎都以核心唱段为依托，这样处理作品戏剧性和音乐性的和谐，符合歌剧艺术对人物塑造的内在要求，使属于人物的唱段与基于人物的结构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在提高人物形象丰满度的同时，也丰富和升华了唱段的思想表达。

　　以有意味的物象凝练美学特色

　　作为一部富有地方特色的艺术作品，《鸾峰桥》深度开掘闽东地区和畲族乡土美学密码，把多种形式的地域音乐元素与特色风物融入作品，有效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鸾峰桥”，这座如今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廊桥，不仅以布景的形式存在于舞台之上，在直观地点明故事主题的同时，深化了情节时空的视觉呈现，以文化的样态渗入作品的精神气质之中，传递着高扬、贯彻于整部作品的“人民性”价值理念。既是物象，也是心象。剧中，更从中国独有的榫卯结构获得启发，生动形象地向群众阐明了“我们是木料，你也是木料，党组织是工匠帮我们建桥”，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才能改变命运的道理。可见，鸾峰桥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之桥，也是贯通思想、情感和意志的信心之桥。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是本剧着力表达的思想观念。剧中的《弱鸟先飞》和《滴水穿石》这两个唱段，分别以合唱和四重唱的形式演绎，前者把“弱鸟”这一相对抽象的意象和鸾峰桥这一真实具体的地方风物联系在一起，让“弱鸟”变得可感可观，后者则将两个空间中的大周、陈丹和二林、翠红置于同一舞台，呈现出思想共识之广泛凝聚。此外，“乡愁担当”——闽东地方特色美食“米糕”和象征光明与希望的“灯”也是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美学意象。寓理于事，托物抒情，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特征。歌剧虽是外来的艺术形式，但在百余年来的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国文化营养，中国气质日渐丰盈。从《鸾峰桥》中，我们看到创作者自觉承续和弘扬中华美学特质，融乡土气和艺术性于一体，化用“比兴”等传统诗歌技巧，以洗练节制的艺术形式，真挚走心的舞台表演，完成了中国人生活和情感的审美化再创造，把生活之事、事中之理、理中之情，表达得既有厚度又有温度。

　　作为一部诠释科学思想、讴歌民族复兴的优秀歌剧，《鸾峰桥》见证历史，观照现实，瞩目未来，叙事有层次，人物有成长，主题有渲染，唱段有特色，兼具史诗气质和本土审美，我们期待这部作品常驻舞台，给更多的观众带来艺术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

（胡一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作者：胡薇

　　现实题材、真人真事的原型和素材，对于一部歌剧的创作来说，全方位考验着主创们对题材的把控、对真实与艺术平衡点的考量、对素材本身选取和提炼的能力，涉及创作视野、格局乃至主创团队的整体创作能力等方方面面。原创歌剧《鸾峰桥》的主创团队独辟蹊径地根据创作的核心指向来选取、提炼素材，大胆地将时任地委书记化为了全剧隐形的主人公——从未出场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每时每刻、每个人物以及他们的情感、思绪甚至行动，从而完成了一次对其精神剪影式的角色塑造。

　　主创团队力图以一种近似精神蒙太奇式的交替切换，通过不在场人物对在场人物的影响——以他所带给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诸多影响，来塑造和表现这位隐形主人公的“精神剪影”。而这一形象的外化、塑造、延展和传递，都是通过现场的基层干部大周的行动与村民们的互动、诉说以及评价来完成的。

　　大幕拉开，大周作为思想的传达者、政策的执行者，成为隐形主人公之于现场的投射、镜像，他的言行推动着剧情，并与隐形主人公的塑造相辅相成；同时，为了更好地突出隐形主人公对于现场事件、人物行动等的影响，加强了独唱、重唱、合唱等各部分的内容与全剧剧情的紧密联系。隐形主人公的影响及其所带来的大周的行动和改变，又推动着村民们的行动，他们在互动和呼应中又形成新的行动，不断影响着人物的内心；人物内心与情感的波动，也必然带来人物关系的变化，导致情境的迭代——人物产生新的行动、造成新的事件，进而与其他戏剧要素一起营造出新的情境，如此往复、波波相连。随着不断延展，最终都聚合、统一到主线，彻底实现由不在场人物主导、影响在场人物及事件的强大气场。这也是从人物的行动来反观其动机与意志的一种戏剧手段的实现。

　　这样的创作方法不仅有赖于创作团队整体强大的凝聚力和综合实力，还需要每个环节和创作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场上其他人物在外在行动与精神内涵上的各种映衬和对比。

　　从现场演出的效果来看，全剧的音乐创作与戏本身贴合严密，不仅能够突出情感表达并将最终的落点置于人物的情感点上，完美实现了与人物情感的融合，既有力量感又体现着格局和品位。独唱、对唱、重唱对于人物音乐形象的塑造辨识度较高，与戏剧情节的推进紧密对接，有效地突出了戏剧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合唱的段落也颇富戏剧性，烘托氛围的同时还进入了戏剧结构参与剧情的推进，有利于主线的加强，为舞台场面增添了更为立体的戏剧效果，有利于整体情境的展现。音乐让剧中的每个角色、每组人物都烙印着自身特定的属性，并通过几位主演真挚自然的表演和强劲的声乐表现力完美展现。

　　全剧对于浓郁的地域风格的展现也十分出彩。创作并未回避现实问题，反而借助表现事件和人物的改变，来彰显下党乡前后变化的巨大和不易。剧情在开场直抵矛盾核心之后，就不断地进行着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反转，以此来避免叙事的板结和停滞，同时也带来了动态的人物情感关系及其相应的反应与变化，自然勾连起前后情节，推动场面的深入、外化人物内在情感表达乃至人物关系的诸多变化。

　　此外，主创还善于设计和借助道具来传递重要信息、表达复杂的情感：大的方面，如紧紧围绕着鸾峰桥，赋予其多重的功能与含义——从开始的叹息之桥勾连今昔，到最后变成的回归之桥、幸福之桥，承载着全剧的思想内涵，也象征了民众团结一心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而在小的方面，如在细节的体现上，则常常能够即使只借助“一碗米糕”，就能充分体现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情谊；而大周举起的火把，则明显带有以火种点燃民众心中火种、以滴水穿石的锲而不舍来达成“久久为功”的意味。

　　主创团队努力运用各种方法和舞台语汇，保持着创作主旨的强势贯穿和整体线索的完整统一，各创作部门配合完美。如舞美设计遵循了整体上的简洁，借助鸾峰桥榫卯构件的拆解、分合，以局部代替整体的呈现方式来表现鸾峰桥的内外场景；导演在舞台呈现上对于灯光、多媒体等诸多元素的运用，突出了歌剧化舞台语汇。多种舞台处理方式、歌剧艺术手法与现实共舞，为观众献上了一部书写脱贫攻坚的、具有丰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现实题材原创歌剧。

　　当然，全剧在创作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尚待细化和深入展开的段落，比如大周的行动线间或有一些断裂，如果可以让他的人物心灵轨迹、行动轨迹再清晰一些，无疑可以更好地凸显、映衬地委书记的思想和各种举措的执行情况及其是如何在民众间落地生根、影响深化的。

　　歌剧《鸾峰桥》在剧本创作中对于素材的选取和提炼，以及在舞台呈现过程中对于歌剧艺术自身感染力和表现力的充分把控，涵盖剧本、音乐、舞美、表导演等创作环节将素材从生活到舞台的转化过程，从真实原型化为戏剧人物的塑造、作品内涵的艺术性表达等方面，主创团队遵循着由《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剧所开创的中国新歌剧独特的创作发展道路，继承着中国新歌剧艺术创作扎根生活、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合力在这部现实题材歌剧的创作中，又进行了一次颇有价值的艺术探索。

（胡薇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作者：曾宪林

　　歌剧《鸾峰桥》吸收了中国民歌、童谣、说唱、民间器乐与戏曲等多种音乐元素，尝试新的歌剧音乐叙述手法与音乐形象叙述手法，传递出浓郁中国式歌剧音乐创作的艺术呈现与风格追求。同时，它用民族化歌剧音乐语言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丰富了中国式歌剧音乐创作的艺术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的具象化表达

　　《鸾峰桥》剧中，用党的具象化音乐形象来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通过三种途径呈现：一是乡党委书记大周的音乐形象；二是群众口中地委书记的音乐形象；三是村民代表老王转变后的音乐形象。管弦乐的抒情性旋律塑造了党委书记大周的音乐形象，每当大周出现时，管弦乐队就演奏这样的音乐主题。当人民口中的“知府”调研下党乡时，人民对地区领导带来的新鲜感和调侃、村民的猜测、王二林的生动介绍，塑造了一位以民为本、平易近人，勇于带领村民摆脱贫困的党的形象。村民抒情性歌唱与舞蹈性节奏韵律传递出对党的热爱与祈盼。二林抒情性的歌唱也表达和强化了人民内心的渴望。

　　而用于群唱场面的锣鼓，既表达了民俗或群体劳动的场景，也渲染了民众对党的感情。第一幕至第三幕，老王每次出现均以三弦伴奏说唱风格，既表现了其乐观诙谐形象，亦喻示其安于贫困的音乐形象。第四幕老王的说唱风格变为抒情风格，意味着党领导下党乡村民生活得到真正改变，也意味着老王改变了原先安于贫困的形象，反衬出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歌剧以抒情的笔触，弦乐如歌的旋律传递出党如春风春雨，如阳光般的音乐形象，使得三种不同音乐形象的具象化途径获得高度统一。这种符号化的如歌旋律语言与音乐风格具象化地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

　　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的中国式呈现

　　《鸾峰桥》采用序曲+四幕八场+尾声的歌剧结构样式，但在音乐结构与音乐语言方面采用全新的叙述表现手法。

　　首先，全剧采用素材循环的曲式结构，将主题式核心音乐素材和剧情的发展结合起来，建构出独特的曲式结构。序曲采用民歌体抒情性音乐风格，短小民歌体结构的序曲简洁形塑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民歌体抒情性音乐风格是该剧的主要素材，其在全剧各场的每次出现，形成了素材循环。虽然每次出现都有细微的旋律变化，但以管弦乐合奏出的民歌体抒情性音乐风格却始终不变，象征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初心不变的音乐形象。

　　其次，音乐语言方面，全剧除了几处道白外，主体为歌唱性音乐语言，用中国吟诵性的叙咏调替代了西方歌剧宣叙调，用带有咏叹性的中国说唱式或歌唱式歌曲体替代了西方歌剧咏叹调。虽然叙咏调与说唱式或歌唱式歌曲体音乐语言较为接近，但不同人物之间音色变化，不同音乐形象之间对比，不同歌唱方式的交替，使得二者音乐语言从内在产生质的区别，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得到巩固。

　　音乐配器方面，不同场景用不同的音乐配器表达形式，有力地塑造出不同音乐形象。象征戏曲音乐元素的戏曲锣鼓、象征说唱音乐的三弦伴唱、象征宗教音乐的木鱼与象征民间器乐的竹笛等彰显了中国式音乐元素配器的特质。

　　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的思辨性阐释

　　作曲家采用管弦乐演奏的抒情性音乐风格，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的音乐符号，浪漫抒情的曲调与周书记抒情性曲风描绘出党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坚定信心，预示着“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幸福未来。

　　《滴嗒，滴嗒》四重唱赞颂了滴水穿石精神。主副歌结构的《我们是木料》最后点睛党与人民的关系，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歌剧以中国式的音乐风格贯穿了全剧，有力塑造了党领导下，下党乡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改变命运奋斗不息，把鸾峰桥变成了摆脱贫困的桥头堡。

　　《鸾峰桥》歌剧音乐内在的五声性音调与旋法进行，甚至民间吹打与合唱旋律，说唱音乐的叙述性语言，童谣吟诵、劳动号子曲韵、锣鼓节奏等多种中国旋律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歌剧音乐风格的探索。《鸾峰桥》通过多样化歌剧音乐叙述手法成功塑造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是中国式歌剧音乐风格的个性化表达。

（曾宪林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