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力平老师好！城市文学是一个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文学概念，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更多的城市人口、更新的城市面貌、更丰富的社会关系使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和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年文学》杂志即有“城市”栏目，专门刊发关于城市书写的作品，杂志也围绕这个主题举办了很多活动，“城市文学”主题已成为这本杂志很重要的办刊特色。我想知道，您对城市文学发展的印象是什么？一九八三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应该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第一次对城市文学做专题研讨。资料显示，那次笔会给城市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凡是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城市文学。”您怎么看？

　　王力平：我也注意到《青年文学》的栏目，很鲜明的主张，城市文学的确有可讨论的必要。首先，北戴河笔会给出的这个定义，等于说凡是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都是城市文学。这个话当然不会有错，但它是同义反复，几乎等于什么都没说。其次，关于城市文学的发展。假如像笔会所定义的那样，凡是关于城市的文学作品都是城市文学，那就意味着，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之二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学，其繁荣兴盛不言而喻。但有研究者认为，我们的城市文学发展并不充分。在我看来，和乡土文学不同，当下的城市文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真实发生的文学思潮，除了同在城市题材领域耕耘，还缺少更具体的内在审美特征的规定性。“城市”和“文学”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城市文学”却是“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似乎很清晰，却又很渺茫。我的想法是，不妨把“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理解为广义的城市文学，而狭义的城市文学，则有待于对其内在审美特征的进一步认识。所以，讨论城市文学，不妨先跳出从概念出发的思维惯性，不去钻“什么是城市文学”的牛角尖，不在概念、定义上兜圈子。既然狭义的“城市文学”一时难以定义，不如就先谈广义的“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

　　一、文学作品里的城市

　　王文静：那就从“城市”与“文学”开始。批评界一度把城市文学称为“都市文学”。例如二〇〇五年召开的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这与会议举办地深圳的自身特点有关，它当然是现代大都市发展的一个样本；而另一方面，“都市”是否比“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更高，更能体现物质的丰富和资本的力量？应该如何理解城市的兴起、繁华与城市文学发展、繁荣之间的关系？

　　王力平：就城市文学而言，称“都市”或者“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有城市之前就有文学，远离城市的地方未必远离了文学。同样，城市的兴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原因，但没人把文学看作是一座城市开埠的必要条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城市和文学的关系，事实上，城市的兴起，曾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样态，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复杂的中间环节实现的。一般来说，人们把要素聚集以及相应的行业细分看作城市经济的重要特点。因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将造就一个逐步壮大起来的市民社会。同时，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和审美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文学艺术创作也随之发生和发展起来。但这个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在城市繁华与文学繁荣之间画等号。

　　王文静：从六朝到唐宋再到明清，无论是扬州、杭州、长安，还是数不清的“京都赋”中的都城，都彰显了悠久的城市书写传统，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城市文学”与这个书写传统的关系是什么？

　　王力平：在农耕文明背景下，这种城市经济所代表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依然是农耕文明的组成部分。虽然与士大夫阶层的田园诗、台阁体相比，那些勾栏瓦舍的俗词艳曲，“引车卖浆者”的“丛残小语”以及那些传奇、话本和变文，已然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然而这种反映市民阶层生活内容和审美趣味的文学艺术实践，只能看作是城市文学发展的滥觞形态。当代城市文学的审美特质，还要从当代社会实践和审美实践中去发现。

　　王文静：我们把“城市”与“文学”的复杂联系留到下一节，先来看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您认为在文学的意义上，“城市”应该表现为何种形态？

　　王力平：从直观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就是作家笔下的城市景观。在作品中，它是环境和景物描写，是街道、车站、码头、桥梁、工厂、商铺、学校、寺院、博物馆和交易所，是车水马龙、万家灯火，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在文学作品中，环境和景物描写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与情节和人物保持紧密的关联性和契合度。从这个角度看，城市景观具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复合性。用更学术化的语言来说，城市是人工建造的人类聚居地，是人类能动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因此和更单纯的自然景观相比，城市景观与人的生活、与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性。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谈到构造和形态各异的巴黎建筑时曾自信地写道：“它们分布在各处，熟悉它们的人很容易把它们辨认出来。只要你善于观察，你就能重新发现一个世纪的灵魂和一个帝王的相貌，甚至他敲门的样子。”

　　王文静：谈到城市文学，您首先提到了对于城市景观的呈现，谈到城市景观具有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复合性：城市的清晨，往往是一幅在建工地和工人的剪影，或者是急匆匆上学上班的车流，是带着运动发带的晨跑青年，或者是高速飞驰的地铁上那些日常又复杂的表情。城市的夜晚，月色下鳞次栉比的楼宇，万家灯火的窗口，霓虹闪烁，觥筹交错……城市景观具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复合性，相比常见的自然景观描写，城市景观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吗？

　　王力平：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当作家面对自然景观构建“情”“景”相生的审美关系时，单纯的自然景观在季节、地理以及景物特征方面的限制是很少有弹性的。而当作家面对城市景观借景抒情时，城市景观自然与人文的复合性特点，能够赋予作家更大的想象空间。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这样描写巴黎夜晚的万家灯火：“从那个高处望出去，巴黎是一个黑色的海，上面汹涌着万盏灯光，像那些银光闪烁的浪头一样。但这些浪头实在比那些海洋里骚动不息的波浪更喧闹、更激奋、更多变、更凶猛，也更贪婪。这些浪头从不平静下来，像大洋上的浪涛一样。这些浪头是永远险恶、永远吐着白沫、永不止息的。”这段描写包含了表、里两层比喻关系。在表层比喻关系中，俯瞰之下的城市夜空是本体，“黑色的海”是喻体；巴黎夜晚的“万盏灯光”是本体，“银光闪烁的浪头”是喻体。在里层比喻关系中，巴黎夜晚的“万盏灯光”是喻体，夜色遮掩不住的人性的贪婪、多变，欲望的喧闹、凶猛才是本体。表、里两层比喻的城市景观描写，很好地呈现了城市景观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剑合璧的魅力。

　　王文静：景观之外，城市文学还必须写好活动在这个环境里的人和事。如同您刚才所说的，环境和景物描写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与情节和人物的关联性、契合度。

　　王力平：的确如此。所谓“写城市”，其实核心是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写发生在城市里的事。这样说容易让人觉得重点是人和事，而城市只是一个人物活动的场所、故事发生的地点。但其实不然。先不谈人和事，单说“生活在城市里”“发生在城市里”，就不是虚词空话，它们意味着对这个“人”、对那件“事”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和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会有不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内容，不同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且，生活在县城又不同于生活在省城，生活在北京的胡同也不同于生活在上海的石库门。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会有勇敢、有怯懦、有豪爽、有孤僻，但他们勇敢、怯懦、豪爽和孤僻的表现方式是具体的，独特的，各不相同的。总之，写城里人要像个城里人，说城里的事果然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才能发生的事。这其中存在种种规定性，所谓“城市文学”或者“关于城市的文学”，说的其实就是这些规定性。不过，这些规定性有些是客观的，比如城市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些则是刻板印象，比如城里人衣帽光鲜、谈吐文雅；有些则是主观的心理感觉和情感体验，比如“人丛中这些幽灵似的面庞／潮湿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

　　王文静：在看得见的景观、人物和故事之外，能够体现“城市”辨识度的又是什么呢？比如人们常说的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气质。

　　王力平：当然，前面所说的，不管是写城市景观，还是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发生在城市里的事，都是直观的、所谓“形而下者”。更上层楼的是，由此切入城市内在的欲望和企盼、活力和喧嚣、挣扎和反抗中去，写出城市的本质、城市的灵魂、城市的精气神。但这已经是“器”之上的“道”，有些“不可说”的意味了。

　　二、“城市观”与“城市文学”

　　王文静：我们从文学史的脉络中讨论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从城市景观、城市人物和故事的角度，讨论城市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在这些直观形态以外，我们还谈到城市精神和气质，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打开城市文学的魔盒。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已经完成的作品基础上的，是对城市文学作品静态特征的分析和描述。而真正认识城市文学，还需要了解影响城市文学创作的因素，了解制约城市文学发展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将回到“城市”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我知道，这种影响和制约是综合的、复杂的，绝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因素，有没有您特别关注的方面和角度？

　　王力平：如您所说，这种影响和制约因素是综合性的，是复杂的。但仍然是可以分析的。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作家的创作思想是在时代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所以，考察影响“城市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因素，有必要跳出文本，跳出文学圈子，看看社会和时代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城市的。在时代生活中，在人们眼中，城市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或者说，提起城市，人们会想到些什么？我们姑且把这种东西叫作“城市观”，或者“城市集体意识”。我觉得，一个时代的“城市观”或“城市集体意识”，对这个时代的“城市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塑造作用。反过来说，理解了一个时代的“城市观”或“城市集体意识”，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学”。

　　王文静：您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城市观”或者叫作“城市集体意识”的概念，可以展开说明一下吗？

　　王力平：在以农为本、耕读传家的时代，中国城市的底色是政治和军事。大约从唐朝开始，城市发展中的经济和市场因素才渐渐成长起来。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史，是和民族屈辱史同步开启的。一八四二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次年，上海开埠。再比如天津，早在一四〇四年（明永乐二年）就已经设天津卫，筑城屯军。直到一八六〇年（清咸丰十年）清廷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才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史。此后，从“洋务运动”提出“求强”“求富”“师夷制夷”，到“五四运动”主张“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倡导“民主”“科学”，致力于面向现代化国家和现代性社会的思想启蒙，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理解“洋务”、理解工业、理解现代性、理解城市的底层逻辑和核心理念。特别提示一点，在这个逻辑和理念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师夷制夷”是这种矛盾性的准确表达。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城市观”或“城市集体意识”包含着一种矛盾性。

　　王文静：我们讨论乡土文学时，您从现代性的视角对其内涵进行过分析。事实上，“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正是侨寓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作家，从现代性的立场和视角对乡土中国的反省和批判。现在看来，一旦转向自身，面对作为现代性象征的城市，虽然不再有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的对峙，但现代性内在的矛盾，“城市观”或“城市集体意识”自身的矛盾同样无法消弭。

　　王力平：从根本上说，这个“现代性的立场和视角”是取自西方社会的，是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此作为社会批判的立场和文化反思的视角，意味着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们承认，较之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和制度，这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立场和视角，是更先进、更科学的。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城市——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为代表，虽然它们就是工业文明和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在中国的象征，但在有识之士眼中，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却是一个畸形的病态社会，一个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怪胎。在茅盾的现实主义创作《子夜》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小说中，都是如此。

　　王文静：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旗下的茅盾，“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包括被归入“新鸳鸯蝴蝶派”的张爱玲，都曾有以上海为背景的城市文学写作。尽管这座城市被“现代性”的光环笼罩着，但在这些思想背景各不相同的作家笔下，都不曾把“现代性”作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去刻画和肯定。或许，这正是“城市观”的矛盾性所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新的社会现实，“城市观”或“城市集体意识”中的矛盾性是否可以消弭呢？

　　王力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化”成为城市本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内的工业化建设是“城市题材”创作的主旋律。但“城市观”的矛盾性并没有消除，只是矛盾的内容和焦点发生了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市题材创作收获了草明的《原动力》《乘风破浪》、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等成果。一九六二年，戈壁舟在《新北邝行》中写道：“看茫茫绿树大海，排排烟囱森林，座座工厂似战舰成队，成队的战舰呵，开始了万里航程!” 作家和诗人敞开怀抱，讴歌和拥抱工业化建设。

　　但工业化建设并不是这一时期社会对于“城市”的全部认识和理解。基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赶考”的自觉意识进城的。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如何自觉抵制资产阶级“香风”熏染，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成为英雄连队进城以后保持艰苦奋斗本色的重要课题。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中，面对丈夫的“变化”，从农村进城的妻子问道：“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城市，既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阵地，又是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香风”熏染的最前沿。所以，这一时期城市题材创作不仅集中于工业化建设主题，而且进一步集中在工地上、车间里和高炉前，和平的城市生活应有的幸福、快乐、自由、时尚和优渥的元素，很少出现在这一时期“城市观”的价值选择中。

　　王文静：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学史现象。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既要把城市视为工业化建设的主阵地，同时，又要把城市看作抵御“糖衣炮弹”进攻的最前沿。这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真实地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城市文学创作的简单化倾向，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城市观”的矛盾性，是否会延续到新时期文学中？

　　王力平：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第七期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成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奠基之作。在“改革文学”作品中，从官僚主义到平均主义，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都成为批判、反思和改革的对象。有的作品表达了改革的必然性，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有的作品刻画了改革的艰巨性，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有的作品强调了改革的复杂性，如陈冲的《小厂来了个大学生》。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改革文学”同样经历了从兴起到式微的过程。但如果拉开一点时间距离去看，如果从城市文学的视角去看，改革文学特别是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学叙事，开启了“城市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对城市生活也可以说是对“城市病”展开反思和批判的新阶段。

　　王文静：可见，一方面漫长的农业社会使乡土文化成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国家话语和“人”的解放的历史要求赋予城市新的意义，使城市文学开始呈现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新时期城市文学创作中，“城市观”的矛盾性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就是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

　　王力平：“城市观”或“城市集体意识”的矛盾性，在这里发展为辩证思维的内在特征。当前城市文学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和反思，以及对城市生存状态的心理感受和批判。体现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前者是直面现实的，是现实主义谱系中的文学叙事；有时被命名为“新写实”，有时被称作“非虚构”，有时被定义为“底层叙事”或“打工文学”，它们关注企业破产问题、职工下岗问题、农民工进城和留守儿童问题、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后者是“向内转”的，是带有现代主义倾向和先锋色彩的文学叙事，更关注都市人生的孤独、荒诞和虚无感，关注“失败者”和“多余人”的生存悖论；比如众声喧哗里的寂寞、物质富足背后的贫困、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以及“等待戈多”式的荒诞等等。

　　王文静：基于“城市观”的矛盾性，在对城市生活的书写中，无论是身体写作还是底层文学，不管是“失败者”还是“多余人”，城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但复杂，甚至还有点“反面”。在王安忆的《悲恸之地》中，一个突然进入城市的乡村男子，他的纯朴最终没能敌过城市的拥挤、嘈杂和迷宫般的街道，很快在巨大的被驱逐感中崩溃了。十几年以后，作家淡豹同样写进城的打工人，在她笔下，快递小哥尽管被困在系统里，但他们已经开始熟知城市的秘密，并尝试掌握与城市的相处之道。看来，从乡村到城市，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过程。或许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城市所扮演的角色，而更应该关注它包含的矛盾性的微调，因为这种矛盾性恰恰意味着一种发展的可能。所以，与其说城市文学发展不够充分，倒不如说这是城市文学的必经之路。

　　王力平：考察自“改革文学”以来，坚持从反思与批判的视角，观察、思考和描写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当代文学一面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城镇化发展秉持敞开怀抱、热情欢迎的态度，同时又对改革中的矛盾、发展中的问题，始终保持着自觉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这种体现在城市文学中的、看上去带有矛盾性的“城市观”，其实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历史实践和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辩证思维特点。我们不会用一句“罪恶”去定义资本、用一句“贪婪”去定义工业化大生产，也不会用一句“荒诞”去打翻整个后工业时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会简单地用“先进”或者“欲望”去定义城市，也不会简单地用“落后”或者“桃花源”去定义乡村。

　　三、“城市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王文静：在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怎么理解城市文学中的乡土元素和城市元素的混合与渗透？这种“郊区化”的城市空间是城市景观的阶段化表达还是类型化呈现？

　　王力平：在现实世界里，“城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且，一座城市的存在是无须旁证的，城市的差异化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合理的。在文学世界中，《巴黎圣母院》里的巴黎是城市，《子夜》里的上海是城市，《四世同堂》里的北平也是城市。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郊区化”的城市，那么问题不是这种“郊区化”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而是作家能否准确而生动地描绘“郊区化”的城市景观、城市人生和城市精神。如果他做到了，呈现在他笔下的是都市还是小城，又有什么区别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好“乡土元素和城市元素的混合与渗透”，才算是写好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算是写出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具体性。

　　王文静：当下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涌现出许多题材和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品，有现实主义谱系中直面现实的书写，也有现代性、先锋性较强的作品，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城市文学写作？

　　王力平：当代文学中，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可谓五彩缤纷，但在五彩缤纷之下，其实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底层叙事逻辑。循着这些叙事逻辑，可以大体上做以下区分：一是遵循现实逻辑的城市文学创作。在这个领域，作家通常会通过对社会生活和现实关系如实描写，以表达自己的独到观察和独立思考。二是遵循世俗文化逻辑的城市文学创作。在这个领域，作家对市民的日常生活、对城市的文化性格和人文气质，通常有更多的关注、认知和呈现。三是遵循现代主义观念逻辑的城市文学创作。在这个领域，作家注重对现实世界做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作品通常带有较强的观念色彩和寓言、隐喻意味，以表达后现代城市人生的异化和救赎。四是遵循大众娱乐逻辑的城市文学创作。这类作品通常是类型化写作，故事性强，扁平人物性格鲜明，人物命运和价值取向贴合公众期待。

　　王文静：当您按照底层叙事逻辑的不同，把城市文学创作划分为四种形态时，是否意味着您认为当下的城市文学创作已经是充分发展的，已经从不同的向度，展开了城市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王力平：事实上，在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向度和底层叙事逻辑，本身就是城市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反映。但我想说明一点，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不是楚河汉界、壁垒森严。相反，不同逻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可以使作品变得更加丰满与厚重。比如铁凝的《玫瑰门》，小说是遵循现实逻辑、对于社会生活和现实关系的如实描写，但同时又贯穿着基于生命哲学视角的人性思考。再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作品遵循世俗文化的逻辑，展开了一幅上海城市风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的“浮世绘”，但同时又自觉地折射出历史的浮沉和时代的变迁。事实上，优秀的文学叙事往往不是单一逻辑的线性演绎，而总是深入到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之中，让历史走进现实，用理性烛照现实。

　　王文静：记得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您曾把“城市文学”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您认为广义的城市文学是“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而狭义的城市文学，除了面对城市题材，还应有更具体的内在审美特征的规定性。您可以描述一下这种内在审美特征的规定性吗？

　　王力平：其实，我原本是想避开讨论这个问题的。事实上，我之所以把“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理解为广义的城市文学，是觉得除了题材的规定性，中国当代城市文学还应该有创造更多审美价值的可能。

　　我们举乡土文学的例子。不是所有关于乡土的文学叙事都是“乡土文学”，作为贯穿现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基于现代性立场和视角，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审美发现。这里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缺了“中国乡土社会”当然不是“乡土文学”，但缺了“现代性立场和视角”，就只是关于乡土的文学叙事。需要强调两点，首先，在乡土文学中，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以及借此构建的审美视角，则不仅构成乡土文学的主题，事实上，它是中国社会时代主题的审美反映。其次，作为审美对象的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唯一性。换句话说，离开中国乡土社会，现代性问题就无法落地。

　　反观当下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毋庸置疑，许多作家作品都是成熟的、成功的，特别是那些熔铸着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作品，更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但相比乡土文学中的现代性立场和视角，这种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虽为时代生活所必需，但以此为审美视角的文学叙事并不限于城市。换句话说，离开城市，这种反思与批判同样可以落地。

　　王文静：任何一个时代对于城市的书写，都是以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为背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途径，最终要体现的则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关于城市的文学叙事中，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变迁，看到新的人物不断地朝我们走来，在相互的审视中，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不断被深化。如果说这是广义的城市文学，那么，狭义的城市文学又是什么样子呢？

　　王力平：也许还需要耐心等待。想象中，这个狭义的城市文学应该像乡土文学一样，表现为一个自觉的城市文学创作思潮。在这个自觉的文学思潮中，特定的思想背景以及借此构建的审美视角，不仅构成城市文学的主题，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时代主题的审美反映。并且，在自觉的城市文学创作中，城市作为审美对象具有唯一性。换句话说，那种特定的思想立场和审美视角，在其现实性上，是在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关系中发生和生长起来的。

　　王文静：我知道，您的这种“不甘”源于乡土文学提供的参照系。我还想知道，除了这个参照系，您对狭义的城市文学的想象是否还有其他的现实性依据？

　　王力平：我想也许可以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城乡关系、独特的国家工业化道路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意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必定是独具特色、独具魅力的。这一历史实践无疑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也理应成为城市文学的主题。而如何把这个时代主题在审美视角下转化为城市文学主题，则是当代作家的创造性所在。

　　王文静：最后一个问题。互联网时代，给城市文化无差别地普及到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提供了可能性，一切代表物质和欲望的、一切新兴和流行的城市化符号依托网络实现“大一统”的前景变得触手可及。那么，城市文化的无所不及、无远弗届，对于城市文学创作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王力平：首先，互联网的确是一次信息传播的革命，但我仍然觉得不能把互联网普及城市文化的能力想象得过于乐观。退一步讲，即使互联网把城市文化送到了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也只是信息的输出，终端能否收到是另一回事，收到了能不能消化吸收、这种消化吸收是不是一种误读误解又是一回事，即使完整地接受并赞同这些信息也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需要、主张和诉求，毕竟您说的城市文化或者来自遥远的地方，或者就算发生在身边也是别人的生活，而他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

　　在我们已知的城乡关系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它和工业化大生产相联系，社会化程度更高，生产要素更集中，机会更多，效率更高。因此，在人们的认知中，城市比乡村更先进。但是，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管理，从人的价值实现到人的心理健康，大城市问题多多，已经是全球城市建设的共识。所以，现实中的城市化路径选择和城市文学创作中的城市想象，就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城市”与“先进”之间，可以简单地画等号吗？或者，城市一定是我们已知的样子吗？同样，城市化符号的“大一统”，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当我们说城市文学创作要有想象力的时候，是在说要敢于用奢侈品把主人公武装到牙齿吗？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应当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贡献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想象。

　　对谈者简介：

　　王文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评论文章见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出版评论集《你好，镜头》。曾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现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力平：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出版评论著作《在思辨与感悟之间》《水浒例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