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俄乌战争波谲云诡，新冠疫情复杂多变，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但这些并不足以在这一年中短篇小说领域形成一股冲击波，文学随潮流而动的创作格局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文学的独立性得到彰显，文学回归审美自觉，文体意识普遍觉醒的态势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审美视点已从外部现实转向内在情感，且越来越直逼内心，对情感深度的开掘和复杂人性的透视等方面颇见功夫，在文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延续了新时代以来小说创作的生气与活力。与这种内在化追求相呼应，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叙事诗学上接续“五四”以来主观抒情的文学传统，小说故事情节淡化，广泛吸收诗歌、散文元素，追求情绪构造与意境诗学。

　　就中篇小说来看，关注大时代下个体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现实依然是创作主流。女性作家在情感书写方面的艺术天赋引人注目。尹学芸《一个人的风花雪月》写两个农村青年的婚姻变故，而这种变故牵扯出龙村和罕村的文化差异。作者把个体之间的情感冲突还原成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文化内部的伦理冲突，加深了情感问题的探讨。杨映川《一千零二夜》把笔触深入主人公的个人创伤史，通过男女主人公讲述“故事”来启悟对方，完成了彼此双重的精神救赎。马南《拉珍》把情感的多维度书写作为叙事的着力点，呈现出人类情感的多样形态与纷繁驳杂的层次，以曲折多变的故事和震撼人心的细节建构自己的情感美学。薛舒《最后的渔村》讲述一个知识女性逃离婚姻围城的故事，逃离对女主人公而言毋宁说是一种自我生命权利的争夺，与丈夫对夫妻情感生活的淡漠构成生命的两极。最后，在出逃地“渔村”女主人公遭遇欺骗的叙事布局，升华了小说的情感结构，展现了都市女性无处可逃的悲凉处境。

　　同样是关注情感生活，男性作家则致力于编织出人意料的非常态化故事，更侧重于世俗化的描写，从日常世态描写中折射人物的命运，参透生命的秘密。哲贵《化蝶》借用经典的梁祝传说来演绎生命传奇，通过演员的爱情故事传达出艺术生命的真谛。田耳《突如其来的一切》将一场婚礼进行漫画式描写，从传统习俗思维中延伸出种种失控的可能性。在轰轰烈烈的婚礼上，与新郎占文惺惺相惜的不是新婚妻子碧珊，而是这场婚礼的主管邱月铭。田耳写出了主人公内心突如其来的幻觉，幻觉中的默契看似不可思议，却顽固地窃据内心，无比真实。与此相对，占文与碧珊貌似牢固的情感实则不堪一击。作者以不无戏谑的讲述揭示了那些坚固的事物背后所隐藏的种种陷阱。钟求是《他人的房间》同样聚焦婚姻问题，并对都市情感的可靠性进行评估，但着力点不在婚礼过程的描写，而是从空间与人的关系入手，展示了时下都市青年追求爱情所背负的精神重压。陈仓《合唱团》中两个同乡在大都市相逢的故事让人想起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人生的漂泊与互相慰藉是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指向。小说以两个同乡在异地重逢开启叙事，展现了身份卑微的陈小甜如何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而对梦想的追逐却是为了靠近启蒙老师陈记者。小说以近乎残酷的话语方式呈现了爱情的失之交臂，传达了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石舒清《淘来的故事》以从书摊淘来的民事案件判决书为基点，在犯罪动机追溯中，那些看似荒诞的细节却直指内心，那些被遮蔽的畸形生态在犀利的笔锋下暴露无遗。

　　就短篇小说来看，生存的荒谬感是文学表达的核心指向，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缘于一种微妙心理的开掘。徐则臣《宋骑鹅和他的女人》以异于常态的人物形构突显先锋意味。宋骑鹅无疑是个好人，他的“好”体现在牺牲自我成全他人，但这种牺牲和成全却不是那么符合日常逻辑，尤其为强奸犯顶罪入狱，这种反常让他的女人走向道德的边缘，一种近于残忍的麻木直击人心。与宋骑鹅的女人不同，畀愚《万家灯火》中卓娅虽然连连遭受蹂躏，但因为有了孩子而活在一种信仰里，最终迎来了生活的曙光。艾玛《在阁楼上》以中年牙医与作为小说家的女病人的交往为主线，讲述了因婚姻出轨而导致精神危机的牙医如何被唤醒被拯救的故事。东西《飞来飞去》接续中篇力作《没有语言的生活》的主题指向，以更简省的篇幅展示了后疫情时代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隔膜感与孤独感。

　　主观抒情的叙事美学是“五四”文学传统的重要层面。从鲁迅、郁达夫开始，到废名、沈从文、艾芜、萧红、孙犁，再到汪曾祺，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上贯穿了整个20世纪。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承续了这一美学传统，体现了创作主体鲜明的文体意识和高度的审美自觉。

　　先看看中篇小说，首先是在神秘氛围的营造和时间隧道的穿越中实现某种真相的抵达。往返于历史与现实的奇诡想象力以及把荒诞与魔幻熔于一炉的写法是迟子建《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的创新点。主人公在迷离恍惚中跨越阴阳两界，见证了宋徽宗被囚后流落民间的艺术人生与浪漫传奇，激活了一段淹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帝王野史。作为象征，苍鹭既是以德报怨救死扶伤的道德化身，又是宋徽宗与女真姑娘情感的见证者，为小说注入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略显魔幻的浪漫主义美学也贯穿在孙频《海边魔术师》的叙事中，孙频的叙事不像前者那样错综迷离，但也不乏神秘色彩与天真、浪漫的成分。 “我”带着身患绝症的父亲寻找哥哥，而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浪漫之旅。孙频发挥天才的想象力，让读者随着“我”的视野追寻哥哥的足迹，向海边魔术师慢慢靠近。奇幻的氛围不断酝酿，把非常态变成常态，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在虚幻中实现了精神的抵达。

　　写实型中篇小说着力于故事的讲述方式和情节的展开模式，而对诗性空间的开掘往往不甚在意，而这种诗性空间却是主观抒情型小说所凸显的审美元素。它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浪漫特质的塑形。如果说这种浪漫特质在《海边魔术师》中指向一种神秘人格的探寻，那么，在俞胜《莱卡》中则寄生于关于理想爱情的一种守望，在小昌《张锁记》中根植于自我认同的危机。俞胜以凄美的语调叙述王向林与俄罗斯女工程师叶琳娜的爱情传奇，这段开启于20世纪50年代的感情由于叶琳娜回国而被中断，只能由神犬莱卡横跨乌苏里江传递彼此的情愫。相较而言，小昌的讲述并不凄婉，而是饱含忧郁。叙述语调的选择与叙述者的身份以及情绪状态有关。小说聚焦于小人物在亲生父母缺席状态下无序的生存，它没有流于寻亲故事的俗套，而是以一个性格乖张的男孩的奇异秉赋激活叙事。那种陷于强迫症式的言说，那种洞穿一切的眼神，都能从这个男孩被遗弃的经历中找到原因。小说表明，非常态的人生样态造就了变态的报复心理，这是一切宿命的根源。杜光辉《观天象的人》同样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奇人”，但叙述调子却是温暖的。小说叙写痴迷于气象学的主人公成功预测天气，为农事生产赢得了天机。作者肆意渲染观天象的神秘性及其实用价值，照亮了一种受到民众膜拜的生命价值。

　　就短篇小说来看，逸出常态的文学想象是体现小说虚构本质的重要途径，亦是考验作家叙事功底和美学素质的重要指标。张惠雯《黑鸟》讲述50岁的华人女性瑞秋在异国他乡构筑“桃花源”而最终幻灭的故事。瑞秋力图打破中国思维，融入美国社会。她与相处默契的美国人格利克同居多年，在小岛上共筑爱巢。她本想以岛上新居作为人生归宿，但最终还是不免因为新房产权问题发生口角，再次被抛入漂泊的人生轨道。作为象征，黑鸟在大风之夜失去鸟巢，暗示了女主人公失去家园无所归依的结局。如果说《黑鸟》把叙事视野延伸到国外，追踪华人在异质环境下所面对的情感问题，那么周大新《云兮云兮》则更让读者惊异于作者的非凡想象力。作者把另一种“人”（机器人）植入叙事系统，并赋予其19岁的心智和女性身份，丰富了小说人物画廊。机器人云兮已经摆脱了作为人类异己力量的工具性书写，被赋予了人的思想和情感，这是把机器人纳入艺术表达的前提。当然，这是为云兮与光棍汉七旋的感情故事做铺垫，建构云兮作为“人”的叙事逻辑。而小说结尾，云兮挥手告别七旋时流下一滴泪水，又令读者惊叹不已。

　　边地民俗风情是主观抒情小说的传统题材。艾芜的浪漫主义篇什《山峡中》就是边地题材的典范之作。次仁罗布《望远镜》接续此脉，主人公是一个被认为脑子有点问题的边疆少年普次仁，一个被他者化的边缘人物。他拒绝与其同样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去拉萨打工挣更多钱的邀约，而把因守卫边疆被奉为英雄的父亲作为自己的偶像。因此，国旗、界碑、哨卡、解放军巡逻队，这些国家符号被纳入观照牧羊少年普次仁的重要参数。父亲领导的巡逻队阻止了走私者、偷渡者的犯罪活动，甚至对跨越国界来寻找走失的奶牛的孩子保持警惕。少年心心念念的望远镜作为隐喻，是人物内心世界延伸的道具，它连接着宏大的国家符号与个体的生活家园。边地小说也因为国家与个体的链接而融入主旋律叙事的范畴。

　　草原叙事浪漫新奇又令人遐想，拓展了2022年主观抒情小说的审美空间。了一容《野菊花》是洋溢着浓郁草原风情的诗化小说。牧马少年伊斯哈格和少女阿依努尔那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与草原风俗民情描写交相辉映，同时牧羊少年的心事融入草原风景画的勾勒中，展现了草原儿女的精神风貌和明丽悠扬的叙事格调。荆歌《草原星》的讲述富于激情，耽于幻想，同样可以看作诗化小说。只是《野菊花》长于描写，而《草原星》以对话胜出。荆歌融科幻元素于日常世态，以“我”的口吻讲述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有趣的故事。柳琳琳沉醉于关于外星人的讲述，其父的失踪被想象成天选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深度接触”，随着宇航器的趋光旅行，归来的父亲反倒变得比她还小。这种想象虽然荒诞不经，但契合着人物天真烂漫的性格。然而，成人小说的逻辑若像水晶般纯净透明则不免有失简单。荆歌建构诗性空间的同时又对之进行消解、颠覆。王晓明和巴图关于柳父逃债和另成新家的讲述使外星人的传说沦为虚妄。而对诗意空间的拆解基于世俗凡间的苦恼，与飞入外星的冲动与想象构成叙事的张力结构。

　　2022年中短篇小说在直逼内心的叙事向度上推进，或以主人公被种种情绪所笼罩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书写，或通过主人公借助幻想抵御苦难和弥补现实的审美表达，或以意象性抒情、散文化结构、象征意境营构等心象修辞，在承接抒情传统的意义上突显了内向化和主观化的叙事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