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了。”法国“新小说”流派创始人阿兰·罗布-格里耶曾在专著里呼唤“砸碎巴尔扎克”的小说。二十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迷宫，所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学写作与十九世纪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创作相比呈现不同的景象。作家开始质疑传统写作中的“上帝视角”，并不再试图全知全能。进入21世纪，面对“去中心化”“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作家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关系？怎样理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创作语境？当下的作家应当写什么，如何去写？

　　12月23日下午，由大益文学院和中国作家网联合主办的“为了一种新小说”先锋文学论坛在线上举行。赵兰振、何凯旋、严前海、学群、寇挥、李浩、小珂、陈小手、杨袭、陆源、宋阿曼等11位作家与李洱、王朝军、陈涛3位点评嘉宾被分为三组，分别围绕“所谓传统”“从现代到后现代”“写什么，怎么写”三个主题展开探讨。论坛由大益文学院院长陈鹏主持。

　　打破传统还是延续传统

　　在严前海看来，传统是可以“冒犯”的。爱尔兰著名作家贝克特就是“冒犯”传统写作的典范。他的写作就像“一个人总对着驼背的人说，你是一个驼背”，用非常令人不快的方式揭示生命本身的残酷性和无力感。严前海以自己的作品《乳房与色诺芬》为例，认为该书可能对读者来说存在很多阅读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归纳起来是一种“冒犯”。比如书中超乎日常和伦理的情节：一个乳腺癌病人本该激发他人的同情，她却性格怪异，不仅不爱自己的孩子，还杀了人。而一个男作家通过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的思绪风暴，也具有一种“冒犯性”。要真正地冒犯传统，作家必须建立一个读者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穿越的艰涩堡垒，而这也是将小说叙事推向更多方向的努力。

　　在创作中，作家是否一定需要在传统与先锋之间二选一？小珂认为，传统二字包含时间性，不同年代出生的读者对传统文学的评判标准不同，而经典文学一定是大浪淘沙后，经受住了时间的洗礼和考验。时代的审美在不停地变化，写作者无论是坚持传统还是先锋，都是涉及到个人审美的问题。保持初心是作者文学创作要延续的唯一“传统”。“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就像什么样的鸟唱什么样的歌一样，你是这种鸟就不要试图唱另一种鸟的歌。”学群谈到，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不同的灵性和根性，文学创作要有作者对自己生命独特的感受和领悟，而非顾及文学概念，先锋精神除自由精神外还应当包含创造精神。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学，很多作品在形式探索和内容生产上存在脱节，最终影响到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这引发了陈小手的思考，他认为先锋精神即解构和建构——剔除僵硬陈旧的东西，吸收经典中的营养进行自我创作和建构。而在这里用“经典”一词指代传统更有讨论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文学的解构与建构、传统的经典与自我之间最终形成的是如何建立和创造自我的关系。从具体的创作角度来看，要实现“真情实感、真知灼见、吸引力”三者相融合，最重要的是不设置边界和框架，而是用心感受。“我一直觉得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难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作家本身的领悟和发现能力。将这种领悟和感受提纯后发现新方向并表现出来，这就是系统写作的流程。写作的最终目的不是实现传统还是先锋，而是把它写好”，他谈到。

　　针对上述讨论，李洱在点评中认为，自我与传统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写作者的感悟和作为读者的发现都围绕这一关系展开，只有深受文学传统影响的人才可能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人物和作品。他旁征博引中外经典作品，从《红楼梦》的经典化出发，谈到《红楼梦》正是极大地“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文学才得以进入传统，而几乎所有的经典小说都以“冒犯”的形式被纳入传统，如果不构成“冒犯”则没有资格进入，这构成了巨大的悖论。之后他提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认为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对时间性的看法和对时间的处理方法极大影响了后人的写作，也证明了写作并非完全推翻抑或颠覆传统，也可以对传统进行某种修正。

　　他还分析了中国新文学中“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鲁迅开创了这一模式的先河，最早让“被看者”开始说话。莫言的创作则让底层民众，也即那些被看者开始发出声音。中国文学“看与被看”的确立，“启蒙与被启蒙关系”的固定形成了充分的视觉网络和时空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作家离不开传统，只能对传统作出自己的理解。“现阶段的写作只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走，而这一基本前提是充分了解传统是什么，传统从哪儿来，也知道传统之下词与物的关系，以及发生学、方法论。回顾发生学，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论和重建自己小说的发生学。”

　　现代与后现代：未来将去向何方

　　“如果将现代和后现代视作两种互相发展与背离的思潮，那么它们存在的公共基础就是哲学的发展与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家对某种主张和流派的共鸣式的认可。”宋阿曼将视角集中在“后现代艺术在当下创作现场的形态”这一话题。她以奈飞动画短剧《爱，死亡，机器人》第三季第三集为例，这部20分钟短片改编自1999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机器的脉搏》，片中主人公听到星球的絮语，看到星球表面物理活动的变化莫测，以及内心深处对自我认知的变化。这些超乎寻常的现实、对自我的审视以及一个科学工作者在濒死前对死亡意义的思考等，有着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突围。片中理性框架内的失序、迷乱的浪漫让她想起2017年年底集中阅读残雪中短篇小说的体验。残雪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总是处于这种寻求的状态中，向一个谜团一般的目的地进发。

　　如果说残雪这代作家还能对“现代派”“先锋”有共鸣，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共鸣就被打破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学创作更多处于一种无名的散点状态，没有一种思潮或者哲学学派能够聚集起如此多的作家一起进行写作实践。宋阿曼认为，残雪留下一个终极问题，即人究竟要去哪里，如此艰难的行走于暗夜的意义是什么。而后来者无非是用不同的创作形式解答这个问题。很多作家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文学史的思潮或者流派的现场进行创作，然而这种多元化的写作反而让人期待，创作者可以走出暗夜，行走在更明亮的地方，也试图为残雪这一代作家留下的问题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作为一个诗人，我每天琢磨的是如何发明一个新的词语，它跟我的精神、大脑、肉体和情感保持同样的温度，它的血液是互相流动的，这样的词出现在我的诗歌里，这才是跳动的活体。”李浩作为到场的唯一一位诗人，坦言自己是从对以往文学的不信任开始写作的，尤其最近一年多，这种不信任的看法越来越强烈。

　　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难被界定为现代派、后现代派还是先锋派，因为他的写作调动起所有器官一起运作，作品都有着非常独立完善的宇宙和世界观，这样的文字更值得信任。“我们如何鉴定像《浮士德》这样的作品是现代派作品还是古典时期的作品？这样分类将《浮士德》看得有点浅薄了。”进入乔伊斯、卡夫卡时代之后，作家开始通过“不完整性”来告知、启发读者重新认识现代世界。李浩希望作家在今后的写作中创造出新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当下世界的复杂性，比如书写折射出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诞生至今，当下的写作者更应当充满自信地反思、质疑，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来解读与挑战它，这样的写作才会给读者带来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也有作家对“现代”“后现代”的名词本身进行质疑和解构。赵兰振直言自己对这些命名不感兴趣，小说只有好与不好之分，命名和形式并不重要。对于作家而言，关键是如何用语言在纸上创造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世界。除了传统写作中的外部真实以外，像大作家福克纳、卡夫卡等深入发掘人物的内心，这也是想达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实。他表示，“怎样根据个人的天赋选取、找到自己的文学世界，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叙事声音，而且竭尽全力用更丰富的叙事方法、叙事技巧来达到最大的真实度，用语言将世界创造的更真实，这才是最终目的”。

　　何凯旋认为，现代与后现代更关乎个体的自由精神和尊严，对于写作者意味着自由的发挥。他觉得，写作方面最大的困扰在于思考到底是什么在压迫个体的存在。

　　王朝军在点评时谈到自己这么多年阅读现实主义作品，越读越觉得没有新鲜感。无论作家想象力再丰富，都是针对当下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世界。少数让他为之一振的作品，也不是通过现实主义或者写实的手法来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如果想有更加革命性、新型的创造，那么应该跳出经验的宇宙，走向超验的宇宙。” 他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过去，作家未来开始在这一点上探索更多的创作方向，中国的先锋文学才真正的崛起，并在世界文学里面占有一席之地。

　　当下写作要写什么，怎么写？

　　“我发现自己喜欢的这些作家往往有一个特质，他们的作品跟作家个人的经历、气质、思想结合得非常完美，具有某种不可重复性。” 陆源最近觉察到，作家在面对“写什么”的时候更多是一种不由自主，不是作家自己去寻找题材，更多的是题材和作品的主题来找作家，这也是写作的魅力和难度所在。无论是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反思总结还是回顾，都不能够完全决定一个作家要写什么。曾经他想逃避某一个题材，觉得没什么意思，但若干年后，由于某一个时机，他突然灵光一闪，开始在此领域发力，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如果作家不停地谈论应该写什么、要写什么，这总有一点完成社会定制的嫌疑，这本身就去神秘化了。”

　　陆源将写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解决如何写的问题，比如具体到某一个句子或者段落，某篇作品为了形成某种风格应当如何展开铺陈等等。第二层是作家如何调整自己的写作模式，永远沉浸在某种状态写作当中，将自己长时间浸泡在多部作品的写作中，并同时进行多部作品创作。第三层则是作家已经跳脱出具体的写作，将虚构和现实高度融合，整个人从肉体到灵魂都献身于小说艺术，达到“欬唾成珠”的境界。

　　杨袭认为，一个作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写作，把对人和事物的观点和对世界的看法写进自己的作品中，而不是“空对空”或者专门花时间对某篇小说进行分析。作家交流的方式也应该是互相读彼此的作品，并将自己隐藏在作品背后。真诚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真话就像现在我的状态，在准备充足之下对着稿子念很流利完整，但当突然面对一个新问题的时候，就是零乱的、没法组织的，这其实我写作的状态”。在他看来，写作不是想好了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内心的欲望点燃了自己，让人非常想表达，这才是写作的价值所在。“我们面对别人作品的时候，特别像吃饺子，五六盘饺子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直观的品尝哪盘更好吃。但是理论就像分析猪肉含多少蛋白质、多少维生素、多少矿物质，将这些成分列出来的同时也丧失掉吃饺子的乐趣。”

　　陈涛总结到，“写什么、怎么写”是写作中最根本的两个问题，也应当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统一关系。对任何一位作家作品而言都可以通过“写什么，怎么写，最终写得怎么样”来评价。作家的写作是不由自主地，由写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成长经历、阅历和阅读构成。他还提到，在当下，“写什么”依然很重要，尤其如今出现的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疫情，关注此类主题的作品很少。写作者应当创作反思当下人类生存现状的作品，并具备探索现实发生之事和直击现场的勇气，“我们的写作者能不能通过文学的方式对当下的现实作出判断，这比怎么写要重要得多。当下社会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写作者通过写作进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