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从北京出发前往武汉，已经5天了，小分队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遇到了哪些困难？他们是怎样推进工作的？

　　平均每天在拍摄现场工作12小时以上

　　采访到中国摄协主席李舸时，是2月23日午间，他刚完成了对当天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首批11名重症患者治愈出院的采访。到武汉以来，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的成员平均每天要在医院等拍摄现场工作12个小时以上。他们除了对抗击疫情进行动态报道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目前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数万名医务人员拍摄肖像。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除自己拍摄，小分队还必须协调各方拍摄力量，“本次拍摄活动得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联、湖北省摄协的大力支持，面向湖北省摄协主席团、理事和骨干征召了10多位摄影志愿者，还动员了30多名目前在湖北采访的摄影记者，请他们在采访报道之余，尽量地多拍一些医务人员的肖像。我们还多渠道征集肖像，有一些医疗队自己有相机可以拍摄，有一些医务人员在休息时也可以相互用手机拍”。李舸介绍，对于多渠道征集到的医务人员肖像，中国摄协的工作人员正在后方加班加点整理。

　　为了协调好各方摄影力量参与拍摄，小分队成员在2月21日下午专门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援鄂医疗队工作的病区进行试验拍摄，设计拍摄流程，并将拍摄流程和注意事项发给参与拍摄的媒体记者和湖北省摄协。

　　小分队成员采用两人一组的工作方式。李舸与中国摄影报社副总编辑柴选主要拍摄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疗队，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原主任刘宇和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陈黎明主要拍摄北京医院和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医疗队。李舸介绍：“我们这组拍摄的两支医疗队，一个队的交接班时间是每天的凌晨1点、上午5点、上午9点、下午1点、下午5点、晚上9点，另一个队的交接班时间是凌晨0点、凌晨3点、上午6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下午6点，只能利用他们交接班时间拍摄。22日，我们共拍摄7个交接班，每个交接班大概需要1个小时。”然而，不同的医疗队所在的病区不同，为了能更多地拍摄，小分队成员就只能不停地往返于各个病区。

　　“我们的原则是，在不打扰医务人员正常工作、诊疗和休息的前提下拍摄。我们不占用医务人员的工位，尽量选择楼道或角落。”李舸介绍，小分队成员利用医务人员交接班的时间，拍摄他们穿上防护服和脱下防护服时的照片，“我们不敢占用他们太长的时间，平均一个人就一分多钟。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记录，我们专门准备了A4纸，请每一位被拍摄的医务人员写上单位、姓名、在武汉的时间和地点，并签名。虽然是高强度的工作，经常顾不上吃饭，每天回到驻地已经是晚上九、十点以后了，但在拍摄过程中，我们非常感动。拍摄中，很多医务人员一说到家人就流泪了。我们一定要拍摄好，因为这一切都太值得记录了”。

　　“这次拍摄的主要难度在于拍摄数量太大。在医院拍摄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排班情况，每天能拍的医务人员数量有限，另外，拍摄空间也特别局促，有时镜头离得太近了，对焦都成问题。”刘宇介绍，面对现实的拍摄困难，小分队成员开始调整拍摄计划，2月24日前往医疗队驻地拍摄，当天就拍摄了近200位医务人员。

　　“在驻地拍摄时，我们找了一块投影仪的幕布做背景，用一个易拉宝的背面做反光板。拍照的同时还拍了一些视频，请医务人员回答几个问题——你是谁？你来自哪里？疫情结束后最想做什么事情？想对家人说些什么？也许是离开病房相对放松的缘故，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得特别感人，他们的愿望是那么普通，好多医生、护士在讲述的时候，都流下了眼泪。”刘宇说。刚开始拍视频时，刘宇负责为陈黎明打反光板，但他发现医务人员的情绪、表情也随着拍摄不断变化，便拿起相机记录起来，“在完成好拍摄肖像任务的同时，我们也想在创作上有所突破”。

　　“尽力把每一位医务人员拍到、拍好”

　　“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摄协于2月24日组织了10位摄影志愿者到湖北参与拍摄，于是我们又进一步细化了拍摄任务。一些新闻机构在武汉的摄影记者也非常支持我们，比如澎湃新闻已经有两名摄影记者主动申请参与到拍摄中来，后续他们还将再派两位摄影记者参与进来。所有参与其中的摄影人都必须要具备足够的防护意识、专业精神以及丰富的报道经验。”柴选说。多年来，柴选的身份都是报道一线摄影人的新闻人，现在他也成为了进入摄影现场的一员。除了参与拍摄，他还要辅助小分队其他成员做好协调拍摄时间、分配任务、对外联络等工作。

　　“这些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白衣天使都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非常坚强的一群人。他们面对镜头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的每一个神情动作，都给我们传递着一种精神力量。”柴选坦言，小分队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协调好各种资源，如何尽量不漏一个人地把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都拍到、都拍好。

　　采访到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陈黎明时，已经过了午夜，他终于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刚吃完晚饭。陈黎明最大的感受便是“消杀”和“乐观”四个字：“为了能持续拍摄，我们必须反复做好消毒工作，回到驻地，也要自行规划出隔离区，所有的相机等物品都要消毒，还要迅速进行自我清洁消毒。我们采访了医务人员，他们的乐观让我们很感动，比如我们了解到，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医疗队，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自愿报名来湖北支援，他们说只要科学操作，严格执行防护条例，就不用恐惧。”

　　参与此次工作，陈黎明的心情发生了许多变化，从一开始感到很荣幸、热情高涨，到在路途中感到忐忑，再到现在忙碌起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陈黎明说：“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医务工作者的不易，也确实觉得他们当得起白衣战士、白衣天使、抗疫英雄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