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这一概念，根植于湘西地区周期性乡村集市的集体记忆，它不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信息、情感与社会关系的集中展演。笔者以此为名，旨在突破静态陈列的展览范式，策划一场以影像为核心媒介、发生在村庄内部的动态文化事件。场地选定在村文化广场，筹备工作迅速转变为一场充满温情的联合行动：团队构思了包含移动照相馆在内的多元互动方案；驻村书记积极协调多方资源；指导老师与村民一同裁切、悬挂作品。布展直至深夜，过程中交织着忙碌与欢笑，也伴随着一份共同的忐忑。如此新颖、植根本地的展览形式，能否吸引村民，唤起他们的参与热情？

　　展览开幕当日清晨，一则来自县城酒店服务员的消息带来了最初的信息。她提及村中老人已在社交媒体广发邀请，她本人也计划返乡参与。这预示着一场自发传播已然启动。当团队抵达现场，眼前的景象令人动容。村民们自发搬来冬瓜、簸箕、长凳、竹篮与鲜花装扮“乡村照相馆”；阿姨们将新切的萝卜条布置于乒乓球台，与其拍摄的劳作照片相映成趣，完成了一次绝佳的在地艺术装置。四面八方的人流汇聚而来，既有本村及邻村的乡亲，也有专程请假返乡的年轻人。现场逐渐演变成复合型文化节庆，糖油粑粑、烤串、现磨咖啡的香气弥漫，打糍粑的号子响起，村腰鼓队登台献艺。与此同时，线上直播同步开启，将“东子山”推向了更广阔的虚拟“流动空间”。

　　站在喧闹的广场一隅静观，眼前的景象超越了常规展览开幕式，更像是一个以影像为媒介、盛大而温情的老友重逢会。村民们三五成群，或驻足于照片前端详，或围坐在火盆边热烈交谈，影像牵引出的个人记忆与家族故事，在冬日的空气中缓缓流淌、交织。

　　展览闭幕一个月后，笔者及团队回访东子山，发现原本可能被拆除的展陈并未消失。村民们自发组成维护小分队，悉心保护每一幅作品，他们约定要将这些“我们自己的照片”保留到春节，等待外出求学、务工的孩子回乡，看见父辈眼中家园的模样。更富意味的是，原本悬挂照片的展架，如今挂上了村民晾晒的衣物，这一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让展览装置与村庄的生活肌理完成最终融合。艺术不再是短暂介入的“事件”，而成为被接纳、被使用、被守护的日常风景。

　　这种风景揭示了此次“影像剧场”实践的核心意义与深远回响，其目的并非追求摄影本体的专业精进，而是以影像搭建叙事场景与互动界面。通过这个界面，沉默的故乡得以被内部视角重新“看见”与诠释，疏离的情感纽带得以重新连接，村庄内外的成员得以在艺术仪式赋能的公共场域中“好好相见”。村民的自发守护与生活化利用，则标志着这种“看见”与“连接”已内化为主动的文化自觉。这一从“手机训练营”到“文化赶场”再到“自发守护”的完整历程，生动诠释了“文艺赋美乡村”政策中“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深层内涵。

　　此次实践是在“文艺赋美乡村”政策框架下，一次“校—协—企—地”多方联动的具体尝试。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提供学术支持与师生团队，湖南省摄协搭建专业平台并整合资源，vivo湖南提供影像设备与技术支撑，凤凰县水打田乡东子山村则提供具体的实践场域。这种协作模式是对“共建共享”原则的积极探索。项目的核心“剧本”，基于“将影像表达的权利彻底交还村民”的朴素理念。这一理念蕴含着方法论的根本转向，从文化记录中常见的“观察—萃取”模式，转向“参与—赋能”路径。笔者及团队所采用的“参与式影像”方法，以智能手机为技术赋能载体，鼓励村民从切身的生活世界与情感结构出发，自主发掘拍摄主题。油茶园的劳作光阴、摩托车店的日常交响、家传手艺的细腻纹理、村口古树的晨昏故事……这些微观的叙事单元，构成了“影像剧场”最原始动人的素材库。团队的角色，更多在于激发、梳理与协同，而非主导内容生成。

　　“影像剧场”的实体展演，落实于“赶场：东子山”乡村摄影展。策展有意规避白盒子展厅逻辑，将村庄公共空间——村民广场、老屋墙面、古树周遭——转化为展演现场，这是对艺术人类学“在地性”与“整体性”田野观的践行。展览不再是外来文化符号的简单植入，而是让影像如藤蔓般“生长”于乡村肌体，实现“人的在地性、创作的在地性、呈现方式的在地性”的深度交融。现场设计的若干特色“场景”，丰富了这场多维度的“社会展演”，而村民对作品的后续守护与利用，则可视为这一“生长”过程的延续与升华。

　　在实体展演之外，团队通过策划系列短视频、组织直播活动、创建统一话题标签，在数字领域构建了与线下实体剧场持续对话的“镜像世界”。村民直播分享创作心得、展示乡土风物，观众借助社交媒体打卡互动，让这场根植于“地方空间”的文化实践，在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论述的“流动空间”中传播与延展，在地方深度与网络广度间建立有机关联。

　　回顾此次实践，其价值不仅在于产出村民摄影作品、举办乡村文化活动，更在于构筑了一个临时活跃的“文化公共领域”，并激发了该领域持续的特有活力。在此领域内，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得以重塑，乡村的叙述权发生微妙转移。项目部分达成了从“为他者记录”到“自我表达”再到“自觉守护”的转向，使影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表征工具的属性，成为村民文化自觉、情感表达乃至社区营造的媒介。

　　此次实践亦揭示了可供深化完善的空间，为未来同类项目指明优化方向。首先，建立更为完善的作者署名与权益确认机制，尊重个体创作劳动，实现完整文化赋权。其次，赋能过程应延伸至表达的最终环节，协助村民建立自主、恰当的公共表达信心与能力，这是下一阶段需要着重探索的课题。再次，需系统支持自治力量生长，例如协助孵化“东子山村影像志工小组”等在地文化细胞，提供持续的、轻量化的资源链接与专业支持，确保项目生命力制度化延续。最后，更加细腻地理解并支持影像从私人经验向家族传承、社区共享的转化逻辑。

　　综上所述，“我的村庄”驻村影像训练营及其成果展“赶场：东子山”，共同构成了一次将艺术介入视为动态“社会过程”的完整实验。展览虽已落幕，但其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却在村民的守护中获得新生，等待在春节团圆时刻引发新一轮情感共振与文化对话。于笔者及团队而言，真正的收获不仅在于学术案例积累，更在于对文化交互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敬畏，以及对“赋能”之本真含义持续不懈的追问。

　　文艺之美，在于启迪发现美的眼睛；而“文艺赋美乡村”的深远理想，其最动人的注脚，或许正蕴藏于村民守护作品时认真期盼的目光中，以及展架上随风轻扬的寻常衣物里。这意味着，艺术最终安然落回了生活本身。未来的路径，应在现有“校—协—企—地”联动模型基础上，更敏锐地发现、信任并支持村民自主生发的文化实践，向着更深的赋权层次、更有机的可持续机制、更富于伦理反思的实践哲学方向探索。

　　作者系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教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