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觉醒年代》剧照

　　如何在舞台上塑造历史人物，如何让重要历史人物在话剧舞台上发出耀眼之光，特别是如何让已经在一部现象级电视连续剧中成功塑造的重要历史人物再次深入到观众的内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觉醒年代》，创新表现手法，实现了许多新突破，让观众在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中产生了共鸣。

　　运用舞台风格化的人物克服舞台在有限时间内对历史人物塑造的单薄性

　　对艺术作品而言，风格是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法国作家布丰有一句名言：“风格即其人。”黑格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此话一语中的，道出了树立风格的重要性——风格不仅能让人记住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甚至能让人记住创作者。

　　《觉醒年代》里面的历史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大腕”，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也为艺术地、风格化地表现这些人物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但毕竟不同于电视连续剧可以通过铺陈、伏笔、详细交待、娓娓道来体现人物的风格化，话剧舞台只有短短两三个小时，如何在这有限的时间内用舞台风格化的人物，来克服蜻蜓点水般对历史人物塑造的单薄性，并将历史人物与众不同的特质呈现出来，话剧《觉醒年代》做了很多尝试。

　　比如，陈独秀这一人物风格化的塑造，从一开始的意气风发，到晚年丧子的悲痛和落寞，这一跨度突显了陈独秀这一人物的开拓性、悲剧性风格。刚出场的陈独秀，痛陈“当今世界，列强并立，皆挟其国家与我相争，卧榻之旁，敌人鼾声如雷，然我国人却沉梦不醒”，“我千年之古国，将沦陷于异族，我黄帝之子孙，将断然无生机”。这是何等悲怆！陈独秀虽然说：“阴冷、潮湿、凄凉。淹没、沉浸、死亡。”甚至不无偏激地宣称：“这样的国，无可救药，不救也罢。”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而是认为：出路有，但出路不是老路，不能只有革命，还要继续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剧中，李大钊担心陈独秀“海上风大且冷，您穿得如此单薄”。而陈独秀大笑回应：“不，冷风会让我清醒”，“只要心里亮堂，再黑，就总会看得见的”。一个活脱脱的意气风发的先驱者，让人印象深刻。李大钊走向陈独秀，脱下身上的大衣，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朗声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守常，我今日欠你一个人情，日后，你要记得讨要。”这里又突出了陈独秀的不拘小节、重情重义和壮志豪情。

　　而全剧的最后，当陈独秀送给陈延年、陈乔年一袋炒糊的南瓜子时，虽然还在说“到了法国以后，多研究一些马克思的书，不要总是沉迷于无政府主义” ，但已尽显父亲不舍之情。当牺牲后的陈延年和陈乔年“走”到舞台的前方，他们微笑着，陈独秀看着他们，光束下，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陈独秀哭着，他张开双臂，把两个儿子搂在怀里。此时陈独秀的悲伤和落寞，特别是他的悲剧性格和命运，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这样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处理还很多，比如剧中给予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是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塑造了他们信仰的转变、父子关系的转变，以及最后的就义。再比如剧中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一开始“云对话”时的相互欣赏，相互的使命分工和激励，到第一次见面的把酒言欢，再到最后因信仰不同而走向事实上的决裂，都展现了这三位重要历史人物不一样的风格，他们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但却以自己的行为，阐释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

　　人物塑造的单薄性，有时还体现在虽有“典型人物”形象，但没有上升到“典型性格”。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首次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还写道：“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这就揭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根本问题。我们许多文艺作品中，不乏有着鲜活生命力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但是，主要由于我们对“典型环境”特别是时代本质特征的理解还不够透彻，使得这些突出的“典型人物”形象无法上升到“典型性格”的高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阿Q正传》中创造的阿Q，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中麻木人群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名著《人间喜剧》中创造的葛朗台，就是真实反映1818年- 1848年的历史发展中法国的典型人物；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让那个“典型性格的人物”成为作者抨击那个“典型环境”塑造出的一个被时代异化了的畸形形象，所以它才成为美国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话剧《觉醒年代》力图通过舞台风格化呈现，将李大钊、陈独秀等“典型人物”形象，上升到“典型性格”的高度，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运用影视化表演风格与影视化视像造就历史剧舞台塑造美学

　　现代影视化表演风格，既可以采用生活化表演，以生活的自然形态艺术地反映生活，以精巧的艺术构思形象地表现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一美学原则要求影视表演更加逼真、自然、生活化，表演时将艺术与技巧隐藏到生活的背后，融入生活之中，是看不出技巧的技巧，使屏幕上的表演达到练如不练、出色而本色的境界。生活化表演是为了逼真地在屏幕上塑造典型和鲜明的人物性格，质朴的生活形态具有丰富的艺术含量，具有生活本身包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能引起观众的艺术美感、思索与联想。另一方面，影视化表演风格，也会借鉴戏剧化表演，比如夸张手法、程式化、明显的表演痕迹、较强的服饰性等等。

　　话剧《觉醒年代》尝试运用影视化表演风格与影视化视像来造就历史剧舞台塑造美学。比如开篇的舞蹈，呈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现状，中华民族因为贫穷、羸弱而被列强吞噬、摧残。舞台的空间被挤压。烟雾之中，众生沉酣。而舞蹈特有的表演艺术风格，形成夸张美化的规范性程式动作，鲜明有力地表达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出场背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这样的表演风格下，主要人物的出场，就更加让人震撼。

　　影视化表演风格与影视化视像，还用在许多情节中，如带假辫子的太监，阴婚少女，带假辫子的和尚……舞台的背后，一个女孩被打扮得艳俗可怖，她哭哭啼啼地走着，媒婆在旁边扶着她，她的前面，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只公鸡，公鸡的脖子上绑着红布，后面跟着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他们傻里傻气地笑着。众农民齐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夫随夫，不得改嫁。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李大钊看着这些人。突然之间，这些人在舞台上定格了，然后，他们仿佛像一个个僵尸般慢慢地移动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他们在痛苦着、挣扎着。他们裹挟着李大钊，让他挣脱不了。这时，周树人上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从来如此便对吗？当周树人在痛苦地朗诵（写作）《狂人日记》的时候，舞台上多媒体的运用起到了很好的衬托效果。

　　第三幕第一场的女人戏，也尝试运用影视化表演风格与影视化视像来体现封建礼教害人的主题，布光和服化都独具匠心。灯光起，舞台中央一张老式床榻放着。高晓岚、江冬秀、赵纫兰和朱安各自坐着，她们都怔怔地看着前方。她们的名字都对应地出现在屏幕上。高君曼和陈独秀站在高晓岚的身边，许广平和周树人站在朱安的身边。胡适站在江冬秀的身边，李大钊站在赵纫兰的身边。在这场难得的太太扎堆的戏中，布光和服化的风格化运用，非常有创意，让观众感受到这些重要历史人物觉醒的那个年代，首先面对的就是旧家庭、旧道德和旧感情，而每个人所秉承的理念不同，处理方式就很不同：陈独秀是抛弃，鲁迅是供养起来且分离，胡适是教育和忍让，李大钊是相敬如宾。虽然一些观众对这一场的处理方式还有疑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处理，风格感完全出来了。

　　从电视连续剧的丰富人物和丰富情节中，截取精彩的横切面，完成历史人物丰富性塑造

　　要把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的丰富人物和丰富情节在两个多小时的舞台上呈现出来，“捡到篮子就是菜”肯定不行，简单的蜻蜓点水般的浓缩也难出效果。舞台剧《觉醒年代》通过截取精彩的横切面，完成历史人物丰富性塑造。如何截取精彩的横切面？舞台剧《觉醒年代》主要是抓住了人物塑造的精彩瞬间与冲突的焦点。

　　比如，在体现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时，舞台剧《觉醒年代》从电视连续剧这么多的内容中，提炼出了一个横切面：辩论。以辩论来体现北大，不仅和蔡元培校长坚持的办学理念相契合，也使新旧文化冲突有了载体。在北大这一自由辩论的擂台赛上，从教授之间的辩论（一开始陈独秀进入北大在长桌会议上的辩论），到学生们参与教授的辩论（文言白话孰优孰劣之争，废除汉字之争等），这些辩论和争论，塑造了精彩的人物性格，并继而让观众直观形象地了解了新旧文化之争背后的实质。最后陈独秀总结说：“不，中国的旧学，乃是世界学术中的一部分；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的一部分；纲常伦理，只是儒家孔学中的一部分。他们本分以内的价值，我们并不反对。但是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下，说得一文不值，说成异端学说，就有悖于讲学自由的神圣，这才是文明进化的最大障碍！”相较于电视连续剧而言，舞台剧《觉醒年代》截取的这一辩论横切面，基本形成了相对的整体性，所以陈独秀的这段总结陈词非常自然、有力量。

　　另外，舞台剧《觉醒年代》对于辜鸿铭的塑造，也是提炼了电视连续剧里的精彩桥段。作为新文化的反对派，辜鸿铭一开始就当着蔡元培先生的面为难陈独秀“那你凭什么来担当北大文科学长？”当胡适初入北大时用《荷马史诗》当中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表达自己此刻站在这里的心情时，辜鸿铭不慌不忙地用希腊语朗诵了原汁原味的《荷马史诗》中的一句：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谨慎行事。辜鸿铭还借机忠告胡适：“朗诵希腊的古诗，一定要用英国伦敦绅士纯正的英语。你的发音太不地道了，完全是下等人的发音。”一个貌似思想守旧、却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的人物形象，跃然于舞台。后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请辜鸿铭出山，与朱尔典对谈，辜鸿铭不辱使命，更增加了观众对他的钦佩，更重要的，也增加了对新旧文化复杂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