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在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复杂进程中，“乡村建设”始终是几代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这一历程中，美学观念与乡村建设的结合日益紧密，并经历了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救国”到当代“乡土化人”的理念升华与实践转型。这一历程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思考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回顾这一思想演进轨迹，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历史启示与理论资源，并为当代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蔡元培：“美育救国”的理想建构与乡土启蒙

　　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奠基人，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张。他将北京大学打造成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其美育思想形成于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既吸收了德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无功利性的思想，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的文化精神，同时直面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困境。蔡元培认为，救国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的变革，更需要深层的文化革新与精神重建。他明确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这种以情感陶冶为核心的美育观，将美学从抽象的理论领域引向了具体的人生实践，包括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建设。

　　蔡元培的美育论述蕴含着深刻的乡土关怀。他的“社会美育”理念包括美术馆、剧院、音乐厅等城市文化设施的建设，也涵盖了对乡村自然景观保护、民居建筑美化、公共空间营造的关注。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他特别强调了对自然美的保护与欣赏，这直接关联到乡村的生态环境与景观建设。同时，蔡元培的乡土关怀还体现在对平民教育的重视上。他积极支持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认为通过美育可以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改变乡村社会的精神面貌。因此他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呼吁：“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的“美育救国”思想虽然包含了乡土关怀，但在实践层面上仍有一定局限。他的美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知识分子向民众灌输的“文明成果”，而非从乡土社会自身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美育乡建的效果，也为后来的理论发展留下了思考与超越的空间。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论奠基与文化自觉

　　社会学家费孝通作为北京大学教授，通过《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著作，为中国乡土美学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根基。与蔡元培的宏观理念建构不同，费孝通采取的是经验研究与理论提炼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了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与文化逻辑。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费孝通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概括为“乡土本色”，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判断从社会学层面确立了乡土文化在中国整体文化格局中的基础地位。他进一步分析了乡土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乡土性（与土地的深度联结）、稳定性（熟人社会的持续绵延）与血缘性（基于亲缘关系的社会结构）。这些分析为理解乡土美学的生成语境与文化特征提供了关键线索。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精辟地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种社会结构模式直接影响着乡土社会的审美观念与艺术表达，使得乡土美学呈现出明显的关系性、地域性与情感性特征。费孝通在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为乡土美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这一观点强调了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为乡土美学从外部植入转向内生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深度阐释，在蔡元培“美育救国”的基础上实现了重要的理论突破：一方面，他将乡土社会从被动的改造对象转变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文化存在；另一方面，他为乡土美学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更为扎实的社会学分析工具。这一转变使得乡土美学逐渐从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转向对乡土文化自身价值的尊重与发掘，为后来的“乡土化人”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代乡土艺术实践：“乡土化人”的路径探索

　　当代乡土艺术实践正在经历从“观照乡土”到“乡土滋养”、从“表现乡村”到“乡村表达”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乡土美学从蔡元培的“美育救国”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乡土化人”的实践探索。所谓“乡土化人”，是指通过乡土文化的浸润与滋养，使乡村居民在文化认同、审美素养、创造能力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进而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与文化自信。

　　比如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绘画作为乡土艺术的重要代表，在“乡土化人”的实践中发挥着独特而关键的作用。“乡土化人”的实践路径，在乡土绘画的发展与转型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美化路径，关于乡土环境与生活品质的提升。乡土绘画以其鲜艳的色彩、质朴的造型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将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日常生活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上海金山农民画、陕西户县农民画等，不仅作为艺术作品被收藏与展示，更逐渐融入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与营造中，成为乡村景观的一部分，实现了从“画中乡土”到“画在乡土”的转变，使美真正走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感化路径，关于乡土情感的唤醒与文化认同的深化。乡土绘画源于人民群众对土地的深情与对生活的热爱，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在参与绘画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是在创作图像，更是在表达情感、传递记忆、凝聚认同。如云南双廊的农民画社，通过组织村民集体创作，将个人经历与集体记忆融入画作，使绘画成为情感交流与文化共鸣的媒介。

　　教化路径，关于乡土智慧的传承与价值观念的塑造。乡土绘画不仅是艺术表达，也是文化教化的重要途径。例如，侗族自治县三江乡土绘画艺术家陈玉秋开展的“育苗工程”，通过编辑本土教材，将乡土绘画引入校园，从儿童抓起，厚植乡土文化根基。这种将艺术创作与教育传承相结合的方式，使乡土绘画成为“以文化人”的有效载体，实现了从“技艺传授”到“价值塑造”的升华。

　　乡土绘画正在经历从“他者描绘”到“自我表达”、从“单一画种”到“综合媒介”的转型。不久前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中国乡土绘画（农民画）作品展作为联动全国画乡的重要项目，通过征集5000余件作品并最终展出544件，全面展现了乡土绘画创作的乡土气息、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而北京大学“中国乡土绘画十人探寻展”则通过学术与展示的结合，推动了乡土绘画在高校与国际视野中的传播。这种转型使乡土绘画从静态的“艺术品”转变为动态的“化人工具”，在美化、感化、教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源于生活、源于土地的朴素情感，正是乡土绘画能够实现“乡土化人”功能的精神根基。

　　理论反思：从救国到化人的范式转型

　　从蔡元培的“美育救国”到当代的“乡土化人”，中国乡土美学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理论重心与实践策略的调整，更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认知的不断深化与成熟。

　　在理论立场上，实现了从启蒙到平等对话的转变。蔡元培的“美育救国”思想虽然充满了文化理想与社会关怀，但在主体关系上仍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知识分子是启蒙者，乡村民众是被启蒙对象。而“乡土化人”的理念则强调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的平等对话与双向滋养。这种转变使得乡土美学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服务乡民的文化实践。

　　在实践策略上，实现了从外部植入到内生发展的转变。早期的美育乡建多侧重于将外部的美学理念与艺术形式引入乡村，而当代的“乡土化人”则更加注重发掘乡土社会自身的美学资源与文化潜能，通过外部赋能与内部激活的有机结合，培育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这一转变使得乡土美学的发展更加符合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与文化逻辑。

　　在价值目标上，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美育救国”虽然超越了狭隘的物质救国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而“乡土化人”则更加关注美育本身的价值——通过美的浸润与滋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乡村文化的繁荣。这种转变使乡土美学回归其本质功能，即通过审美活动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生活品质。

　　当代中国的乡土美学建设，需要在继承前辈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乡土化人”的实践探索。一方面，要尊重乡土文化的主体性，发掘各地乡土美学的独特价值与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要推动乡土美学与现代生活的创造性结合，使乡土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将“化人”作为乡土美学的核心目标，通过美的浸润与滋养，培育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与创造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深层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