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走过了一条形成、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探索道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根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这是新时代对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如何回应时代的要求，努力建设和发展具有当代性、自主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是新时代向中国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提出的必须深刻探索并在实践中回应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走过了一条十分艰辛的探索之路。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传入中国。然而，因为中国现实的特殊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际状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被直接“引入”中国的。与形式主义美学范式通过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学者的努力逐渐进入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没有可以学习和直接“拿来”的东西。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发展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也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过程。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上海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前沿和中心，汇聚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左联在上海成立并主要在上海活动，是由十分复杂的具体历史因素决定的。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早期阶段长驻上海，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纽带也是通过上海这个特殊的“中介”实现的，同时上海也是当时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地区等等。上海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已经较为现代化的城市，焕发出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巨大活力，这也是左联活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美学问题上，在世界范围内，自19世纪30年代起，以康德哲学为基础，形式美学和文学艺术自律性的美学范式，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重视通过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辩证机制实现对社会的积极介入和深度改造的“半自律性美学”范式的正面冲突逐渐展开。这对左联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第一个组织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是复杂而深刻的。除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明确支持及积极投入这些问题上具有较为高度的一致性之外，在对文学艺术的不同美学风格、不同文学艺术流派，以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观察和判断等一系列问题上，左联内部都存在着观念分歧甚至矛盾。19世纪上半叶，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呈现出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发展。与左联大致平行的时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在东欧，乔治·卢卡奇以及他的学生们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不同问题的认真探索；在西欧，在德国，以法兰克福社会文化研究所为核心，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齐美尔等学者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研究和阐释现代美学问题。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生长点，伴随着社会提出的新问题，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波高潮。

　　左联时期，除了中国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大量学习和翻译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相关论述之外，一个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学术立场和理论方法，对中国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社会问题、美学问题作出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回答？这种理论思考以及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表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形成的最初的标志。

　　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一开始就不是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局部性问题的论争，而是在社会形态、文化意义、哲学意义等维度思考和讨论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

　　从上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过了一段十分艰辛的探索过程，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道路。在新时代，如何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回应时代之问？如何智慧地、具有前瞻性地应对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实现对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文化基因和文化表达机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回应时代重大命题的积极努力中，发展具有当代性和理论自主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这些都是当代美学家和批评家需要深刻探索的问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擎旗定向，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宏伟蓝图。全会以其深邃的战略谋划与对历史“必然要求”（马克思语）的准确把握，为在新时代征程上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战略部署，其中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地位与深层意义愈发凸显。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及其艺术文化深层本质的理论，以其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对现实中人民大众的审美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为我们深刻理解并有力践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文化强国建设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回应时代问题的学术路径。

　　在当代世界文化激荡碰撞的宏观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揭示了文化绝非悬浮于社会结构之上、脱离经济政治基础的“纯粹形式”。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坚实的内在逻辑依据，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文化领域的主动体现与必然性要求。它旨在塑造一种真正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提升人民情感结构和审美认知能力的先进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使文化的创造与文化表达、文化认同真正复归于人民大众主体的审美需要，其深层旨归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崇高理想，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目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洞察时代巨变，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的伟大号召。在这一宏阔历史进程中，文化被赋予了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使命。全会突出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绝非空泛要求，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与时代现实需求基础上提出的文化战略。

　　马克思主义美学始终强调文艺绝非孤立、封闭的自足体。卢卡奇曾深刻指出，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以其“总体性”的特质，能够穿透社会生活的破碎表象，揭示其内在本质联系与发展趋势。伟大的作品能够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与人类精神处境以及人类的未来方向高度凝练地呈现出来。这种揭示与呈现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审美认知与社会批判力量，也孕育着超越现实局限的可能性及方向性。

　　真正具有引领性的社会主义文艺，其精髓在于自觉把握历史前进的宏大动脉，深刻洞察并艺术化地呈现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历史创造与精神图谱。它要求创作者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穿透复杂表象，捕捉时代精神的深沉律动。正如电视剧《觉醒年代》以磅礴的史诗气魄、鲜活的历史人物群像和精湛的视听语言，艺术地再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救国真理的壮阔历程，其精神力量超越了历史时空，震撼着当代观众的灵魂；《山海情》则以扎根泥土的质朴美学和滚烫的人民情怀，深刻描绘了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实践，展现了普通民众身上蕴藏的变革现实的巨大能量与人性光辉；新近文艺作品《沉默的荣耀》通过宏大叙事和精密细节，重现了一代革命者的壮烈史诗。这些作品以其强大的审美力量，塑造着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坐标。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学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深沉的文化自信，积极投身于引领性社会主义文艺的研究、创作、批评与传播的伟大实践洪流之中。唯有如此，方能在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与凝聚力的社会主义审美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贡献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熔铸具有自主性、当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以审美的力量滋养民族精神根脉，塑造时代新人风骨。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