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效大片、叙事能量及后现代的游戏感

　　在路阳执导的新片《刺杀小说家2》中，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交织，容纳丰富的视觉元素、造型、色彩和意境，它的起伏流转，体现为一种类如拍实验电影的“接近神灵”的介质。影片根据双雪涛同名小说概念改编，以大规模的奇观化影像、特效与美术风格的运用，描绘出现实与虚构两个世界的并置以及二次元空间中的人物设定与意象层次。由此形成的多维空间认知和后现代游戏感，使影片不断通过视觉奇观的展示来强化观赏性，力图为观众营造丰饶的影像体验。

　　从前作中“小说家”与“路空文”在两个世界中彼此不自知、现实世界单向影响小说世界的剧情进一步演化，《刺杀小说家2》两条路线交错发展，成就两个世界、两重空间的巧妙交集与转场。续作的开篇设定在前作故事的6年之后，现实和小说世界紧密交织。现实中，小说一炮而红却引来“蝉”的剽窃和对路空文的反诬。迷失的路空文在蝉和自身阴暗面（影片中以赤发幻象呈现）的引诱下创造了《弑神2》的世界，在无意识中用小说继续控制异界命运。这进而触发小说世界中少年空文、铜虎、小桔子、黑龙与赤发共同踏上改变命运之旅。异世界的故事逐渐扩入更多内容，而暗流涌动的异世界和路空文内心的阴暗面欲望具有明显的同一性。从小说世界到被赤发吞噬之人所处的异度空间，平行世界的两扇门被打开，穿透交搭，超越当下，别开生面。

　　影片将密集的镜头和虚拟拍摄方式放在超现实世界生存的人物身上，营造出共谋、共生的情感象征：小说家的所写，变成小说家正在写、即将写的另外一个世界，虚构与现实因此被持续重构。相较前作，续作的双线交织“更进一步”，所营构的原初自明的宇宙和两重空间、角色人物和演员表现，均有承续性，更在拯救人类和自我救赎上有了新的交汇和更直接的冲撞。

　　相较前作，《刺杀小说家2》中的两个世界始终保持互动，叙事主题集中而清晰，同时作为奇幻叙事，它又兼收并蓄，杂糅着多样元素与碎片化信息。路阳与片中“小说家”路空文在这种双重维度中形成呼应，显示出影像书写与异世界构建的独特优势。片中有自我戏仿、通关顿悟和改命议程的并行推进、彼此作用。这构成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动机，同时也成为一个世界观建立的寓言和后现代开端的喻示，就像福柯曾写到的那样，现代性已不再有一个持久的基础，“不再有一个传统和惯例，不再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线索，而只有分化、限制”。影片引入新角色，所呈现的空间越过了线性的叙事时间，营造出鲜明的视听节奏与韵律，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视听冲击力。

　　“小说家宇宙”、东方美学与具身意识

　　《刺杀小说家2》展现的新的时空交叠，凸显东方奇幻故事讲述和异世界场景构筑的意义，努力从经典文献和敦煌莫高窟、克孜尔千佛洞、榆林窟、大足石刻等视觉资源中汲取灵感，融入东方美学和传统文化基因，兼顾叙事与表意，从而在工业化制作与艺术美学之间实现调适。《刺杀小说家2》正是在这一张力中展开。现实世界让小说家失望，而“蝉”的出现尤为具有象征意味，不仅公然抢夺小说家的创作成果，还戴着面具直播带货，而且以账号形式体现商业化的取向。它所展露的，是一种现实逻辑。

　　不同于鲁什的“电影通灵”、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影片用一种新的故事讲述、镜头调度方式，展现东方美学及其不可界定的诗性创造力。在这一美学框架下，影片中的人物各自展现出“去神性化”的生命力与个性化选择。空文的坚韧与决绝、铜虎的勇气和信心、久天的沉重、霹雳火的无畏无惧、入云龙的“阳刚”中隐在的柔情和行者的如风似影，各具个性，赋予影片一种奇幻而真实的气息。影片以角色性格、场景聚焦和触物移情构成电影表意延拓的重要部分。其中“饕餮”“石甲”“隐身”“复生”等密术展露，不仅带来震撼与趣味，也作为物理性符号推动情节进展。从巨斧、巨型双手剑、炼锤到双头巨齿槊、长短飞刀等，形成了强烈的奇观效应，也提升了对峙的紧张感。与此同时，影片的场景与样本空间层次丰富，走出云中城，时空之门的打开、荒野“全景”的“定场镜头”和推进等，皆提示着新的空间基调与戏剧走向，持续呈现“有趣与美的元素”（路阳语），从而留下深刻的感官与审美印象。

　　《刺杀小说家2》中不断衍化的“小说家宇宙”，作为一个多元共生的东方世界，在文字叙事、视觉语言的具身化运用和富有戏剧张力的审美巧思中形成独一无二的风格化表达，在流行性、类型化以及漫画感的创新中实现反差式呈现。影片所建构的超现实多重空间，仿佛小说家生命的隐喻，复杂的心绪、疼痛与柔情在漫长时间与多样形式的沉淀中获得具身化。对于观众而言，这种“异在”的存在不断揭示着自我，并以可被看见、听见和感知的方式呈现。

　　路阳的电影意识与中国电影的上升曲线

　　路阳用了4年时间，开始一场新的旅程，依靠想象力和丰富细节，推出了这部凝结其痴狂与执着的影片。《刺杀小说家2》从故事讲述的视角、细节，到武打设计、美术、技术路径，再至角色打造和东方美学的展现，都着力在产业化的顶端起舞，呈现电影工业化的功效。正如路阳在采访中所言，“电影首先不能脱离商业体系”，必须顾及观众的娱乐需求，但同时他也并未把《刺杀小说家2》完全当作商业大片来处理，而是想做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影片因此兼具对电影语言的精准掌控、对创新的大胆尝试，以及鲜明的个人风格印记，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在艺术与工业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样本。

　　中国电影发展的上升曲线，端赖于突破传统、技术革新和创作者的全情投入。通过不断推陈出新、讲述丰富多样的故事，为观众带来新的经验。郭帆、路阳、乌尔善、申奥等导演以不同路径探索类型与美学，并在合力中展现中国电影工业化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而这种共同的美学期待与类型实践，正是由中国电影整体语境和共生格局所塑造的。在当下的优秀电影创作者中，路阳通过《绣春刀》系列、《刺杀小说家》系列等作品的沉浸式建构，逐渐形成一种开放的世界意识，使叙事与表意共同推动了多维性电影美学和类型机制的舒展。在路阳那里，中国美学与电影的结合体现为一种辩证法的展开，一方面，他以交缠的姿态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在工业化体系中确立自身意义；另一方面，凭借持续的艺术命名力、创新力与说服力，与当下的工业逻辑保持一定距离。

　　市场化效能、技术的进步以及属于时代的思想现实，共同推动着电影的发展。《刺杀小说家》系列在时隔4年后回归，承载着鲜明的语境线索与巨大的创作热情，以沉浸式体验和艺术与商业巧妙融合的特点带来新鲜感，又保留了对经典商业大片的师法和敏锐的电影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刺杀小说家2》所体现的工业化能量与媒介属性，映射了路阳在创作中的野心与风格印痕，带来更突出的互文性和启发性价值。

　　（作者系河北科技大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