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纪念活动不仅是面向本民族历史，更是面向世界的一次人类正义胜利纪念。作为纪念大会策划部广场活动部副部长、招待会文艺演出总导演，笔者在总体策划与现场执行中始终坚持：在尊重史实与文本的前提下，避免机械复现的仪式惯性；以“经典再造”为方法，将历史与经典置入新的舞台语境，运用再语境化、再媒介化和再演绎三条路径，使熟悉的旋律获得当下的感知强度与解释力，使之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集体记忆。

　　仪式与仪式场生成：文化记忆的符号化转译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广场仪式中，天安门广场通过精心的符号编排与空间重构，由物理场所升华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仪式场”。这一转化依托视觉与空间语言的系统运用，并以“经典再造”方法论引导历史叙事的当代转译与情感动员。主题年号台以14座烽火台象征14年抗战历程，14只和平鸽喻示胜利与和平的当代价值；色彩系统通过“丰饶金”至“曙光红”的渐变，隐喻民族从磨难走向光明的历史进程；观礼台以“众”字形与中轴线布局形成空间上的聚合结构，将个体纳入“共同体”的共在秩序。这些符号强化了抗战叙事的可感知性，以高度编码化的艺术语言实现历史记忆的审美转化与公共传递。

　　天安门广场作为历史记忆的浓缩之地，其空间本身即构成一部“立体的史书”。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毛主席纪念堂的肃穆氛围、人民大会堂的宏伟形制，共同构筑了一个关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前文本。在这一深厚历史语境中，纪念仪式的设计通过符号的叠加、重组与行为调度，将静态的历史地标激活为动态的仪式舞台，赋予每一处仪式元素以超越日常的文化意涵。开场时3000名参与者共同转身、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身体动作，在场所的历史厚重感中被赋予“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象征意义，成为接续往昔与当下的符号，在与广场固有建筑的精神对话中呈现从物理场所向意义空间的仪式性跃迁。与此同时，“三人成众”的观礼台、庄严列阵的方队、飘扬的红旗、释放的和平鸽，与天安门广场固有的历史景观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历史胜利、爱好和平、追求民族复兴的当代表达。通过这些符号的多重互动，广场的每一寸土地转化为承载象征意义的场域；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使观看者也成为“在场”的参与者，沉浸于被强大历史叙事所包裹的“情感—意义”结构之中，完成从地理空间向记忆之场、从个体体验向集体认同的深刻转化。

　　将弥散于民间、潜藏于家庭的个体记忆凝聚为具有情感黏结力与历史延续性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记忆，需要构建一套可共享、可感知、可参与的“符号—行为—情感”系统，以此消除私人经验与集体叙事之间的隔阂，实现记忆的重新语境化与价值共识的当代锚定。这一过程体现记忆的社会建构本质，呼应“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命题。相关论述强调，记忆并非孤立的个体回忆，而是在社会框架中被选择、组织与再现的“心理—文化”过程，如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我们自己能够回忆起一种我们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但我们无法在内心中从细节上再现所有这些事件”。

　　在天安门广场上，抗战亲历者的家族叙事被系统整理，并以《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四首歌曲串联，使具体可感的歌词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命体验。《松花江上》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语，不再是孤立的抒情句段，而是置于千百万东北流亡民众历史结构中的共同记忆，由抽象符号转化为能够引发共情的生命故事，成为集体认同建构的伦理基石与情感起点。正是在此意义上，“过去”虽已失去原有形式，却“如同古老建筑中留下的石头，依然可以作为修建新楼的原材料”，个体记忆由此成为集体认同生成的基础。

　　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跨越依赖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意象与集体仪式，激发跨代际的“感通”。松花江、黄河、太行山、长城等意象与“音乐—视觉—空间”的复合呈现构成一套可被共同感知的象征语言；当演员以极其悲怆的方式唱出“九一八”“九一八”时，歌声作为笼罩性的情感力量穿透个体差异，直抵人心。这些符号之所以能承载集体记忆，不在于它们“自古如此”的存在，而在于它们被不断激活、重演与情感注入的过程。纪念性集会正是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的关键机制。当3000人合唱团带领全场5万人同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个体的心跳、声波与历史叙事在仪式中达成共振，集体认同由外在理念的灌输转为“身体—情感经验”的内生；泪水不再是情绪宣泄，而成为集体身份再确认与价值再认同的深刻表征。与此同时，记忆通过社会框架被召唤、组织与再现，不同群体以选择性记忆与遗忘以维系其身份与现实利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接由此获得持续的关系纽带与自我认同感的支撑。

　　从“我”到“我们”的生成：情感感通与集体认同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招待会上，30分钟的文艺演出，在有限时空内以高密度的情境叙事与多模态符号系统，建构了可被多元受众共同感知与共同理解的“跨国记忆空间”，从而将作为个体的观众联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演出坚持“情境叙事”的核心策略，依托身体动作、音乐声响与视觉影像，形成不依赖口头或文字的意义传递路径，以复合编码与高度凝练的情感表达实现从感官识读到情感领会、再到价值认同的层层递进，在跨文化语境中建立起基于共同体验的理解与共鸣机制。

　　童声合唱《长城谣》作为开篇，凭借“长城”这一“守护—抵抗”的民族精神意象实现跨文化的符号可识别性；作品诞生年代及与未完成影片《关山万里》的历史渊源、歌唱家周小燕的抗战演唱实践，为当下呈现提供深厚历史依据与国际传播背景。舞台上，童声与历史纪录影像并置，形成“纯真”与“创伤”的强烈张力；儿童演员以抱头、蹲伏等具身动作模拟战争中的本能反应，与影像中“长城残破、家园毁灭”的画面互文，使“战争之殇”以直达感官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即便未能完全理解歌词语义，也可依托音色与肢体迅速进入叙事情境。该段落充分发挥符号像似性、指示性与象征性的协同机制，通过身体与影像的即时对接，以情感为通道获得跨文化共鸣。

　　节目《黄河》通过钢琴、古筝与芭蕾双人舞的有机融合，形成跨媒介的“身体—声音”叙事系统，以中西结合的艺术形式呈现“人类生活在同一星球，应当同舟共济、和睦相处”的审美情景。演奏过程中，古筝演奏者以指尖拨动钢弦，凸显“具身化”的力量传达：每一次拨弦既是音乐生成，也是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象征叙事；两件乐器交替推进、彼此竞奏，营造紧张而富于动力的声音轨迹，隐喻民族在危难中的同仇敌忾与奋起抗争。芭蕾双人舞借“送郎上战场”的身体叙事，以足尖与托举的身体语汇承载烽火之中的爱别离与家国使命，实现“家国情怀—为义牺牲”等跨文化情感母题的有效转译，也凸显西方舞种在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浪漫主义特征。民族乐器与西方乐器、东方音乐语汇与西方舞蹈体裁在共同主题下达成艺术“化合反应”，生成“既民族又世界”的表达方式。

　　随后，《为了胜利》以《游击队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喀秋莎》《啊，朋友再见》4首中外经典歌曲为支柱，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记忆空间，突破单一国族叙事的局限，形成从中国至俄罗斯与欧洲战场同盟国的跨国记忆图景。借助军装、动作、合唱与角色互动等具身化舞台呈现，观众在“感官—情感”层面获得代入与共鸣，为价值共识奠定“感通”的基础。按照经典阐释，“感通”本源于《易》，经现代美学发展为以意象载情、以情通心的美学机制：感而遂通，通而达理，理以成义。这里的“生生”意蕴亦得以彰显——生命世界作为有机整体，因内在趋向而彼此联贯在该节目中，“生命之歌”的共同赞叹与守护超越国别与族群，观演双方在共情机制中呈现出对正义与和平的普遍认同。感通的发生不仅系于共同的感觉器官与感知系统，更根植于历史行程中的共经共历与心灵勾连，正所谓“在心灵的感通中可以见出宇宙生命的联贯”。

　　压轴合唱《我的祖国》将演出推向高潮：童声清唱勾勒纯真乡土意象，女声齐唱延展家国山河的抒情维度，混声合唱以其声场包裹性象征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八路军、新四军与盟军扮演者和当代演员同时登台共唱，形成“盛世如你所愿”的时空叠合场景，使“后人感通前人精神生命而使其延续”的审美旨趣得到具象呈现。演出开场旁白建构了“母亲河”的原型意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那是故乡的河。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期盼天下共命运，一起创造更加和平光明的未来”。歌曲中的“一条大河”由具体地理（长江、黄河）抽象为人类共通的“母亲河”象征，伏尔加河、密西西比河、多瑙河等皆被纳入其意义场。通过意象的转译与提升，观众得以唤起对“故乡之河”的原始情感；基于此“爱家”情感之同构，在座的各国嘉宾以推己及人洞见战争对各自家园的创伤，从而在“守护家园—守护和平”的伦理实践上形成同一取向。歌词中“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招待会上所言，“历史告诫我们，正义的信念不可动摇，和平的期盼不可阻遏，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这表示中国始终秉持以和平与善意对待世界，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人类正义。演出以具身化艺术表达与情感结构设计，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身体经验，使价值认同成为情感的自然归向，因而凝聚出超越国界的共识：和平是守护每一条“故乡之河”的根本保障。正如“文艺感通”的要义所示：艺术以情感饱和之意象使人自感其情，而非以直陈说教取胜，因而能“感通人心、联贯群伦”。自此，主创者的个人感兴化为全体观众的共同情感，中国对这段历史的态度也将成为所有嘉宾的共识。

　　从民族共情到世界共识：价值建构与跨国记忆

　　纪念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对历史的当代阐释凝聚价值共识。本次活动在礼乐化的仪式场域中，以庄严肃穆与昂扬奋进的节奏结构，将抗战胜利确立为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折点，将伟大的抗战精神明确为推进当代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因此被锚定在当下与未来的坐标之中，回答“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双重命题。由广场到舞台的双重空间中，和平鸽等通用符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共同作用，使中国的抗战事实与精神从民族记忆跃升为能够被不同文化共享的价值资源；这种以艺术与仪式为媒的再编码过程，使集体记忆在更广泛的交流网络中获得流动性与可译性，呈现出从民族共识走向跨国共识的清晰路径。

　　此种跨文化共鸣不仅凝聚国内认同，也提升面向世界的表达能力：历史事实与经典曲目在再语境化、再媒介化、再演绎中被赋予当代意义，纪念活动由此实现记忆的世界化呈现。通过意象、符号与身体的协同机制，演出将各国观众共同的情感基模（亲情、乡愁、牺牲、守护）予以唤醒与整合，形成能够跨越语言与制度差异的价值共识结构。跨国记忆在此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实际的仪式组织与艺术编排被具象化、经验化：它既承接民族历史的独特性，又凭借可被普遍识读的审美符号实现对话与共享，从而将纪念从国家层面的政治叙事提升为增进世界理解与合作的文化动力。

　　本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系列活动中，从广场纪念大会阅兵仪式到招待会文艺演出再到当晚的《正义必胜》文艺晚会，将“经典再造”作为核心方法论，通过“再语境化、再媒介化、再演绎”把经典曲目与历史符号转译为世界语境下的跨国记忆，成功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当代转化与国际共识的生成。通过以史实为底线、以经典为媒介的方式，清晰传递出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参与者与重大贡献者的历史事实，促使“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的中国战场事实由民族叙述上升为二战史观中的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