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文艺是唤醒民族意志的号角、凝聚人心的纽带、记录历史的媒介，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文艺作品激励中华民族儿女为胜利而战、为和平而战。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题材文艺作品更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发挥着凝聚民心、振奋精神的积极作用。近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数位学者分别从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等角度，对抗战文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影响作了系统梳理与阐释，发人深省。

　　烽火淬炼文化脊梁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鲁太光表示，自近代以来，抗战文艺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萌发，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个重要的文艺类型，在研究中可分为“抗战中的文艺”和“文艺中的抗战”两大板块——前者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参与民族解放的一些文艺创作、文艺事件、文艺行动；后者则侧重抗战结束之后，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创作的文艺作品。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此次会议作为抗战关键阶段统一文艺界思想、确立革命文艺方向的重要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同时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鲁太光介绍，抗战文艺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延安等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文艺力作频出，不仅创造了新的主题、开创了刚健质朴的文风，并且以现代意识转化传统文艺和民间文艺资源，创造了新的题材，影响深远。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张之薇谈道，我国著名戏曲史家、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张庚在延安时期的戏剧活动就是其戏剧理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她介绍，抗战初期，延安的戏剧活动以业余化和宣传性为主，演出团体多为临时组建，演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参差不齐。1938年，张庚应邀赴延安参与创建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戏剧系首任主任；同年鲁艺实验剧团成立，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模式教学。其间，张庚执导多部抗战剧目，并提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倡导话剧与戏曲相互借鉴，成为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重要转折点。

　　因新兴木刻运动的兴起和制作便捷、利于传播的特点，木刻成为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运用最为广泛的美术形式。抗战美术也因此形成了木刻独树一帜，国画、油画、雕塑等多方面发展的格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国介绍，在题材上，抗战美术作品可大致分为反映日军暴行和民众悲苦、描绘战事紧迫和奋勇杀敌、记录军民合作和后方建设、刻画领袖和英雄人物、起鼓舞和号召作用的象征型等类型。创作方法多以写实为主，由于不少艺术家曾受到德国表现主义和苏俄版画的影响，也有许多作品具有表现主义色彩。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延安木刻充分借鉴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形成了注重线条、色彩明快、富有装饰意味的民族风格，既贴近了人民群众，又树立了民族自信。

　　在音乐方面，抗战时期，音乐生产机制产生诸多变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石一冰表示，抗日根据地音乐成为抗战音乐的核心区，成为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助力，并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底色与范式。“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对推动中国近现代民族民间音乐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从走向‘颂歌’的新民歌、脱离封建文化的‘新曲艺’，到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无不彰显着抗日根据地所推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对旧文艺的影响。”石一冰说：“抗日根据地音乐的重大影响并不因抗战的胜利而停步，而是通过此后的解放区音乐，汇入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洪流中。可以说，抗日根据地音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共和国音乐史’的前史、底色与模型。”

　　精神火种生生不息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许婧认为，抗战剧已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态，是一种明确了道德前提、故事主题及蕴含历史定论结局的特殊题材创作，隐含“国家作者”行为，历次创作热潮及其佳作都契合国家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周年活动的重大时间节点。由此可以梳理出一条时间线：抗战剧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四世同堂》，到《大宅门》奠定了抗战书写苦难叙事、悲壮叙事、家国叙事的基调；2004年后，《历史的天空》《亮剑》《悬崖》等拉开了对国共两党共同抗战记忆的“破冰”书写和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的弘扬；2014年，随着中国首次通过立法设立三个纪念日、公祭日，抗战剧开启了抗战历史记忆书写世界意义和荣耀叙事的转折，《四十九日·祭》《长沙保卫战》《战长沙》等从不同视角建构了国难、胜利、民生、大义交织的真实历史场域，升华了抗战历史记忆政治话语的意义认知。许婧说：“这种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并赋予‘抗战精神’以文化意义的创作，是保鲜历史情感延续的生命纽带。”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毛雅琛表示，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舞剧创作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活态载体，是当代中国舞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形象的建构过程深度交织着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的传承与重构。她认为，抗战题材舞剧对于这场战争尤其是其中人的追忆与再塑造，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从记忆到身体、从视角到结构、从个体形象到民族群像，抗战题材舞剧中的历史重构不在于复现事件、复刻人物本身，而在于通过多维度、多视角的再阐释，使过去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选择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在“记忆—叙事—形象—认同”的动态链条中最终完成民族形象的意义建构。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赵倩看来，抗战曲艺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符号。抗战时期的曲艺创演突出用艺术参与战斗的在场性，拓展了传统曲艺的内涵和外延；抗战结束后的抗战曲艺创作主要聚焦于历史记忆的艺术重构，记录了社会发展，传承了红色精神，凝聚了国家认同。二者共同以独特的叙事和表演实践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抗战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传承过程。赵倩说，当下，抗战主题曲艺作品面临内容形式化、受众断层与传播不畅等挑战，突围之路的关键在于从内容、形式、传播等层面实现抗战记忆的创造性转化，要求创作者能够以深入的历史反思和真诚的人文关怀为根基，从历史中发掘能与当代人产生共鸣的叙事切入点，以艺术创新激活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