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书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是中华文明道统赓续和价值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形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培育人格的有效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家训家书犹如中华文化之河中璀璨的珍珠，如《诫子书》《钱氏家训》《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郑板桥家书》《傅雷家书》等弦歌不辍，无不蕴含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一定意义上，正是因着家训的千年传承，在中华文明史上成就了诸多千年望族。钱氏家族是其中的显赫者之一，造就了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奇迹——仅仅在宋代就有300余名进士、近代200余位院士，其源远流长格外突出，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孟子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意谓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了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经过五代就消耗殆尽了；普通人的遗风，五代以后也会消失。钱氏家族人才辈出何以绵延不绝，得以打破“五世魔咒”？透过《钱氏家训》不难发现，钱氏家族因着“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传承，把个人发展与家族以及国家命运融为一体。洞察那些青史留名的家训，其内容无不有其凝结于哲学义理的价值根荄，也就是今日所说的“文化基因”，这种文明传承演进中的“文化基因”值得格外关注。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健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当下，如何遵循“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发掘阐释《钱氏家训》中“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对于在赓续中华文化中实现价值创新，无疑有着重要启示。

　　>>中华文明价值赓续中的《钱氏家训》

　　《钱氏家训》是钱家先祖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在千年传承中，它早已超越了个人修行、家族传承，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有精神财富，在历代社会中培育了难以胜数的人才。

　　一、在其生成的肇端注入了家国情怀。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乱世中的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为着维护其统治，以“保境安民”的政策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稳定，奠定了江南繁荣的局面。基于家族繁盛的长远考虑，吴越王钱镠颁布《武肃王八训》，以家训规范家族行为，并辐射境内的社会治理。《钱氏家训》从钱镠颁布《武肃王八训》到宋元时期逐渐定型，它基于《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的维度，建构了一个“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维框架的完整性传世文本，以635字凝练治家治国智慧，其显著特色是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钱氏家训》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性家训，是因着吴越王钱镠的关系，在《钱氏家训》思想形成的肇端就有着“国”的情怀，以此生成了区别于其他家训的核心特质，进而渲染了“家国一体”的本色，孕育了“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

　　二、《钱氏家训》对“家国情怀”的价值张扬与制度设计。在千年传承中，“家国情怀”是《钱氏家训》中一以贯之的主导价值，并从不同的维度向其聚焦与强化。如“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政治行为，从政治维度凸显了《钱氏家训》突出的“家国情怀”基因；“执法如山，守身如玉”从责任担当维度，强化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意识。人生存于世，往往离不开利字，何以取利？《钱氏家训》强调：“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归根结底，《钱氏家训》教导子孙：“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说到底，这种“家国情怀”在千年传承中，通过“义庄制度”等家国同构的设计，不仅有着言传，更有着身教；无论是古之科举入仕、书院教育，还是晚清参与维新变革等，都蕴含和强化了一种超越家族利益的公共精神，有着基于个体意义的修身齐家之上的政治情怀，从而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相关联，这使得《钱氏家训》在传承中很自然地突破了家族的边界。

　　三、《钱氏家训》的“诗书传家”，有着格外凸显的“利在天下”的“家国情怀”基因。可以说，千百年来，钱氏族人始终以家训为行为准则，践行着“家国优先”的价值取向，这从钱玄同（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民主科学的启蒙）、钱学森（毅然决然选择回国的家国大义）、钱钟书（孜孜以求的文化坚守）、钱三强（以学术报国的科学救国）的成长发展轨迹中可见一斑。在与时俱进中，这一文化基因随着文明视野的更新，必然被赋予现代文明价值，进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这充分表明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体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阐明了今日之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当代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既古老又现代成就了当代中国旧邦新命的特征。正是这种历史自觉，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大历史观和大历史意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中，铸就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战略定力。

　　>>《钱氏家训》的内涵阐述

　　究其主要内涵而言，《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维度为框架，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以“家国情怀”为一以贯之的主导价值，对子孙如何立身处世、持家治业作了全面规范和教诲。

　　一是从个人视角强化追求修身以立天地。核心条目为“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谨严，临财廉介”“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其教诫遵循依据是对儒家曾子“三省”、程颐“四箴”的价值继承与思想创新。

　　二是从家庭视角强化追求治家以传久远。这一价值追求体现了《钱氏家训》规则与温情并重的价值理念，“勤俭为本，忠厚传家”“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旨在形成忠厚美德的家风。

　　三是从社会视角强化诉求睦邻以济天下的公益价值导向。诸如“修桥造路”“救灾周急”“兴启蒙之义塾”，等等，旨在教诲子孙后代培育“利在天下”的公共精神。

　　四是从国家视角强化诉求经世以谋万世的价值理念，旨在塑造一种超越性的义利观，“利在一身勿谋，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既要“守身如玉”，又要“务本节用”。

　　纵观《钱氏家训》的主要内涵，开篇即强调“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将教诫子孙与治国之道相提并论。其重心既落在“诗书传家”“忠厚传家”，如钱镠临终告诫子孙，“子孙若不忠不孝，纵有万贯家财，不如一卷诗书”，又落在“恤寡矜孤”“救灾周急”“利在天下”“务本节用”，从而将个人之道德修为与社会国家治理的政治追求相关联，在传承中不断塑造强化了钱氏族人“修身即治国”的深层心理结构，形塑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事实上，几乎所有家训，都是从一种本心、善心出发，由己及人，几乎都落在一种“道”上，道立理生，明理才能成人、社会有序、国家繁盛。在古之圣贤看来，从个体的心性人格和价值追求出发，向外延伸拓展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从而成就一个君子的社会。几乎所有的家训都以“至善”为根荄，从中生长出一种价值伦理和文化自觉，在外求事功中成就自己、报效国家。从吴越王钱镠“纳土归宋”的政治智慧，到近代钱氏家族“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报国，“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使其始终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关联。这种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钱氏家族重视家训、家教，使其后代人才辈出，绵延不绝，至今依然。

　　>>在新时代语境下积极传承和弘扬《钱氏家训》的“家国情怀”

　　今天，全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倡导终身学习和全民阅读，建立学习型社会和书香社会。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培养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个人心性？这是对教育成效的检验，甚至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于此有感于明人谢在杭《五杂俎》中所言：“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真是心有戚戚焉，感慨良久。可以说，追求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始终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愿景和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情结，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高度契合的元素之一，这使得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文明自然顺畅，也是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主选择。究其现实性而言，我们当下的学校教育基本偏于知识性学习，关于德育教育相对欠缺，一些家庭中，孩子和家长也只问分数、无关其他。对孩子健全心性的忽视，不仅对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不利，也是当下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出现心理问题的症结点之一。其实，这不单纯是教育观出现偏颇的表现，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升通道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充分汲取、践行古人家训家教的智慧，回归教育的本根，培养一个民族仰望星空的心性，厚植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价值根荄，以文化的力量托举民族复兴的伟业。梳理发掘家训的文化资源，尤其是《钱氏家训》这样影响千年的中华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古人家训中读书是其根本之一，固然有“科举功名”之用，然更多强调明理，明理才能做一个君子。诚如《郑板桥家书》所言：“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见解，真是让当下流行的某些观念羞愧，让我们的家长自愧不如。什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应该有的样子和精神状态？是孩子奔波于校外辅导班路上疲惫的身影还是家长焦虑的眼神？明理，做一个好人，从内心生长出“家国情怀”的根芽，才能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开阔心胸，积累学识修养，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钱氏家族福泽绵长，至今仍绵延不绝，盖因其诉求“天下利”所形构的“家国情怀”基因，这种超越性的价值感召形成了对子孙后代的一种向上的力量，使他们关注脚下的同时仰望星空，既开阔眼界又胸怀大局，成为社会与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些品质更与中华民族厚德、向善、自省、内圣、外王、利天下的价值追求以及重在以文德教化影响民族心性的中华文明特征相契合。当然，“天下利”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意符，而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饱满的内涵，它有其基于个人之利的现实基础和自觉的价值诉求，更指向追求与实现“天下利”的愿望与能力。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曾国藩家书》对子孙的教诫，强调“读书须先识字”，讲究的是态度端正、下真功夫，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讲究的是立志与可持续性追求，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曾国藩重视家教，有《曾国藩家书》传世，同样后代人才辈出，至今依然。同是基于心性的培育，曾国藩格外强调“自修求强”，这一点与“利天下”的文化基因可互为补充和相互转化，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中“家国情怀”的价值根荄与人格锻造，应是当下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着力弘扬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生成了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中，“家国情怀”已积淀为一种文化基因内化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当前，从诸多家训中发掘提炼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深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不可尽述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华文化的基因解析与道理阐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立项号24CXWHJ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