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生成令人目眩的影像奇观；这些影像可轻松达到高真度、高质感和高流畅度，并能精准迎合大众的感官追求。在较大程度上，“技术拜物教”的盛行、经济驱动下各大平台对流量的追求，以及快节奏时代数智技术对创作者创作惰性的诱发等诸多因素，都导致了“奇观陷阱”的形成。“奇观陷阱”既极大地稀释了艺术作品的意义，也加剧了大众审美的同质化。依据AI模型的数据源和算法偏好形成的“算法美学”缺乏个性，若任其发展，久而久之，世界各地多彩的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都有可能被这种审美范式所覆盖，并最终导致文化多样性的凋零。

　　要抵御技术的“奇观陷阱”，就应主动为数智时代的文艺创作寻求一个坚实的锚点。这个可能的锚点，即“地缘”——那片承载着历史、记忆、情感与身份的独特土地。就本质而言，文艺的生命力根植于“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语）。“形式”之所以有“意味”，是因为文艺作品之中蕴含着人类共通的美感与民族独特的审美，它关乎情感的共鸣、思想的启迪和对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怀；而“意味”从不会凭空产生，它植根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共同的集体记忆和独特的文化土壤。

　　好的艺术从来不应是目的与手段同一的奇观化呈现。在数智时代，这一原则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显珍贵。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奇观陷阱”，文艺创作应回归其本真、本质、本心。在数智化浪潮试图抹平差异的今天，“地缘”成为根源性、独特性和身份认同的堡垒。它或许能为人们提供抵抗技术“奇观陷阱”、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的良药。将数智技术与地缘文化链接，不是要用技术去复刻传统，而是要让技术成为民族文化在当代的“赋形器”。

　　在此方面，文化底蕴深厚的蜀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践想象的范本。蜀地文化，以其神秘、浪漫和坚韧的特质独树一帜。目前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影视创作，多为呈现文物考古过程的纪录片，如《又见三星堆》《身临其境！带你走进三星堆》等，少有以三星堆文化为创作主体的“爆款”故事片、动画片。一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说，作为文化热点、社会热点的三星堆留给我们太多阐释与想象的空间。实际上，我们可将数智技术服务于三星堆文化的再编码与再想象。在技术赋能下，创作者可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数据、文献中关于蚕丛及鱼凫的古老传说，甚至是对古蜀气候环境的科学推测等，进行逻辑自洽的、充满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续写”。在未来数智技术助力创作的三星堆史诗动画中，或许可以看到金杖如何号令王国，青铜神树如何在祭祀仪式中熠熠生辉，甚至光怪陆离的古蜀世界也得以在数字空间中“复活”。这即是用技术语言对沉睡四千年的文化密码进行深度解码与诗意转译。其中，数智技术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生产同质化奇观的机器，而是一个“文化多样性放大器”——它助推建立一个数字化的、活态的、可感知的中华文化基因库，让人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地缘文化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合的本土文艺作品本身即会具有很强的辨识度与吸引力，这是一种用世界的通用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的实践。在“数智+地缘”创作范式下，文艺创作者的核心竞争力即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深刻的理解、更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更强烈的人文关怀。具体到由蜀地文化催生的蜀地艺术创作中，对创作者来说，懂古蜀文化、三星堆文化，无疑要比懂算法、代码更为重要。

　　面对数智技术浪潮的裹挟，文艺创作者、批评者被迫站在一个决定文艺未来的十字路口。是沉溺于转瞬即逝的视觉奇观，还是坚守文艺创作的初心去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答案不言而喻。在当下及未来的文艺创作中，数智技术呼唤一种深度的人机协同模式：创作者提供思想、情感、批判性思维和地缘文化的灵魂，数智技术提供强大的计算、生成和优化能力的骨肉。唯此结合统一，才能孕育出超越任何单一主体能力极限的、既有技术美感又有深厚“意味”的新时代文艺作品，也才能更好地讲述有温度、有情感、有根脉的中国故事、地方故事和“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