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盛唐红妆照见女性觉醒

——评电视剧《国色芳华》

电视剧《国色芳华》剧照

　　作为开年大剧，电视剧《国色芳华》有着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寓意。它并非普通的古偶剧，而是尝试以历史肌理下的女性成长故事，探讨“女性觉醒”这一宏大命题。该剧改编自意千重的同名小说，以唐朝为背景，讲述商户之女何惟芳（杨紫饰），在“花鸟使”蒋长扬（李现饰）的协助下，组成“匠人”与“投资人”组合，从培育牡丹起家，最终实现济世报国理想的励志传奇故事。

　　历史肌理下的女性成长

　　《国色芳华》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繁华大唐，却未被古偶剧的浮华滤镜束缚。剧中，何惟芳奋力从父权与婚姻桎梏中挣脱，依托牡丹，投身商道，在那个繁华却对女性束缚重重的时代，劈开一条独立之路。这一设定看似老套却暗藏锋芒。《唐律疏议·户婚》云：“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唐代嫁妆制度赋予女性一定的财产权，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不过是一纸空文。剧中，何惟芳想和离却历尽波折，好不容易拿到和离书，又因公公贪图其嫁妆而遭谋财害命，只得假死脱身。她的“逆袭”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戏剧性翻转，更是对“女性何以安身立命”的跨时空诘问。

　　该剧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大女主”的成长历程嵌入历史肌理。剧中“花鸟使”蒋长扬这一角色的设定，源自唐玄宗时期为皇帝搜罗美人的官职。这一特殊身份，既赋予角色权力，也暗示他所处的道德困境——在权力漩涡中，他的行为充满矛盾与挣扎。蒋长扬与何惟芳的关系从最初的“利益同盟”，逐渐发展为“灵魂共振”，始终保持着平等张力。蒋长扬用自身资源为何惟芳提供助力，何惟芳则凭借智慧与胆识，在一次次危机中掌控全局，让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并肩”而非“依附”的人物关系设定，跳脱了传统古偶剧中“霸道总裁拯救灰姑娘”的套路，让女性力量扎根于自我觉醒的土壤。

　　盛唐红妆下的命运暗涌

　　何惟芳的塑造堪称近年古偶剧的典范。她的“大女主”特质不靠口号堆砌，是由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行动彰显。她为救母毅然嫁入刘家，这份果决展现了她对家人的担当；假死脱身独自面对未知世界，凸显她骨子里的坚韧与孤勇；经营芳园时展现出的商业谋略，更让人看到她的智慧与果敢。何惟芳前进的每一步，都清晰地昭示出她的“自我选择”。在她被追杀时，剧中也没有“英雄救美”的桥段，而是女主徒手接利刃加上女性相助，“反套路”让观众耳目一新。更可贵的是，编剧没有将她神化为完美无缺的女性形象。面对蒋长扬时小心翼翼地试探、对婚姻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反而让人物更具血肉。她就像我们身边的女性朋友，既坚强又脆弱。

　　配角塑造方面，剧中秦胜意（秦五娘）的悲剧命运最具警世意义。她曾与何惟芳并肩作战，却在“渣夫”忏悔时重蹈覆辙，最终以自毁终结悲剧。这一角色揭示了女性觉醒的深层困境：即便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能力，但如果精神上仍困囿于“被爱”执念，无法摆脱传统观念束缚，那么就永远无法真正破茧成蝶，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

　　县主李幼贞的“恋爱脑”则让人唏嘘。在唐朝，亲王的女儿会被封为县主，地位虽不及公主，但属于皇室成员中的高阶贵族，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特权。她身为宁王的女儿，出身显赫，却将人生价值绑定于男性认可，逐渐迷失了自我，最终沦为权力游戏的无辜牺牲品。她的命运与何惟芳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在依附他人中走向毁灭，一个在追求自我中不断成长。这些女性命运的参差对照，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女性觉醒图谱，让观众看到女性在觉醒路上的艰难与曲折。

　　牡丹意象下的叙事突围

　　《国色芳华》的争议性源于其“套路化”叙事与“历史匠心”的撕裂感。开篇“婚姻困局-假死重生”模式，与《墨雨云间》《九重紫》等剧如出一辙；伪善公婆、恶毒女配的设定也难逃脸谱化窠臼。然而，该剧在历史细节的雕琢上堪称惊艳：从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提取的浓丽色彩，到嫁妆制度、和离文书的考据，构建出真实可感的盛唐气象。尤其是“牡丹培育”这一主线，既象征女性如花绽放的生命力，又暗合唐代牡丹文化的繁盛，将物象与意象结合得浑然天成。

　　剧中“假结婚”桥段的设计尤为精妙。蒋长扬与何惟芳以契约婚姻应对权谋漩涡，却在相互试探中滋生出真情。这种“先婚后爱”的叙事，既规避了突兀的情感跃进，又以政治联姻的冰冷反衬真情的灼热。当蒋长扬握起何惟芳的手教她射箭时，令人想起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顾廷烨与明兰的“棋逢对手”，权力博弈与情感萌发的双重张力喷薄而出。

　　类型化叙事的时代叩问

　　尽管《国色芳华》在女性叙事上迈出重要一步，仍难掩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配角工具化：刘家公婆的贪婪、县主的偏执均流于表面，缺乏人性复杂和深度挖掘；权谋线薄弱：宁王与圣人的斗争沦为背景板，削弱了剧作的历史厚重感；分季割裂：第一季结局仓促收束，重要线索未及展开，商业考量凌驾于艺术完整性，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意犹未尽的失落感。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该剧试图以历史映射现实，却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结构性压迫。何惟芳的“逆袭”更像“万中无一”的特例，现实中的“胜意们”何曾有这样的机遇与幸运？当剧集以“女孩帮助女孩”的温情消解制度批判时，女性觉醒的深刻性便打了折扣。

　　总体来说，《国色芳华》将唐代女性成长史折射成当代镜像，它告诉我们：女性真正的独立不是与男性世界割席，而是在认清规则后重构规则；不是拒绝爱情，而是拒绝将爱情作为生存的唯一筹码。该剧也提醒我们：女性叙事若止步于“爽感”，终将沦为糖衣炮弹。唯有在历史纵深中叩问制度根源，在人性复杂处开掘觉醒维度，方能真正超越套路，让“芳华”永不凋零。

　　（作者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沙市文联网络文艺发展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