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期从事名物研究、足迹遍布若干中外大小博物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日前在中华书局推出新作《名物研究十二题》（入选十月光明书榜）。此前，关于“名物”研究，扬之水出版有《中国金银器》《诗歌名物百例》《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等多部著作。扬之水认为，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本期光明书榜版面编辑特约扬之水撰文，请她谈谈对名物学的见解。

　　前些年开展的公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难得的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不过认真说来，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是“小众”。博物馆则不然，它既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设定诸多限制，又提供了免费参观、允许拍照的条件。特别是近年全国的博物馆事业格外兴盛，博物馆人员构成的改变、博物馆的开放形式以及展陈方式的多样化，都为我们提供了打通“文”与“物”的方便。

　　现如今，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读图时代”，走进博物馆是我们特有的幸福。

　　以前我追随孙机先生问学，很长一个时期内，参观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由此深感这是一种几乎不可少的学习方式。不过，那时候国内的多数博物馆都比较冷清，就连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基本陈列之外，很少举办各种专题的临时展览。印象中，参观博物馆都是要买门票的，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参观者便只能以画图的方式记录所见。为此，我便习以为常。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年。有一年，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前往闽北窑址考察，参观博物馆时，我依然驻足于展柜前，在本子上勾画展品。同行的李旻博士问：“为什么不用相机来记录？”那以后，方由画图改为拍照，也因此逐步积累起图像资料。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有很多方法，很多途径，可以从“形而上”的“道”入手，也可以从“形而下”的“器”入手。我采取的是后者，即对形而下的“器”最感兴趣。多年前考证《诗经》名物的时候，我发现先秦的礼乐文明原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它的几乎每一项秩序都是依托形而下的“器”得以最终完成。也因此，我为自己的研究找了一个名称，即“名物学”。这是先秦时候即已产生的一门古老学科，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才中断，很可惜，它其实是考古学的一个极好的辅助。

　　“名物”一词出现于《周礼》中。《春官·小宗伯》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此六牲、六齍及以下的六彝、六尊，皆有辨名物之说。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辨其不同，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认为，辨名物的工作在于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历朝历代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以当世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这里的所谓“名物”，也不妨脱离本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把“名”用作动词，那么就是为器物定名，随之而明确用途。这是名物的意义之一。此外，我以为也应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的是所谓“观新物”。《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郑注：“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志淫行辟，则当以政教化正之。”“志淫行辟”云云，是解释者赋予的意义。其本意当是关注新生事物的出现，从中了解风俗民情。

　　从“物”入手，一个看似轻松的方法是经常参观各种文物展览。这也是一个检测自己对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的好办法——面对一件古器物，我们能否说出它的名称、造型、纹样、用途，此器发生、演变的始末源流，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的变化？面对一件展品，我们能否为它写一份切实且详细的说明？这里不需要过多的形容词，如当今使用频率很高的“栩栩如生”之类，而是多用名词。当然这就需要有古文献学方面的修养，以及文物考古、美术、历史等方面的基本常识作为知识储备。如此，我们一双看“物”的眼睛才可以不断增加功能，成为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总之，是以小见大。我以为，“名物学”的真谛也就在这里。

　　名物研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史”的意识，能够捕捉一器一物发展变化的脉络，抓住变革的关捩点。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纹饰之细微处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文献与实物的结合不是捏合，而是找到两者原本存在的关系——那也正是历史原貌。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前面言及去博物馆是一个看似轻松的方法，言下之意自是指它实际上并不轻松。那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深层阅读，或者说是细读，要读出物里物外的故事。我也时常关注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并常会发现不少令我佩服之处，不过凡涉及对图像的深层解读，或对一器一物的理解，我总觉得终究还是“隔”。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着他山之石难以超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大专院校如果能够把名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当会把这一学科有待开发的巨大潜能发挥出来。而一般性的“文化史”或曰“物质文化史”，只能说是粗线勾勒的基本常识，没有到研究的层面，还远远不够。

　　几十年前我供职于《读书》编辑部，曾经编发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书读完了”，作者原是借此惊人之语，切入他的话题。我也想借用这句话说另外的意思，即单线条式的阅读结束了，然而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下视点，新的一轮阅读又可以重新开始。其实每一次阅读都会有盲点，不断改换视角的重温，不仅会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完善，而且会使“书”变得更加丰满。我以为，对研究者来说，到博物馆去“读物”也是一种改换视角的阅读。若运用得当，正不啻添一把治学的钥匙。

　　如此，不免反躬自问：自家是否掌握了这把钥匙呢？忖量这些年的实践，大致可以说，我尝试着用它开启了名物研究的一扇窗。以《中国金银器》为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多年各地观展所得的一次整合，读者不妨把它视作一个大型的专题展。书中有展览主旨，有展品说明，以实物、图像、文献某种程度相互交契的方式，展示贯穿在历史长河中却久已隐没不彰的一线繁华。当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此书问世之后，随着继续观展，我犹在不断刷新认知。我曾多次引用老友李零教授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是百孔千疮。”也因此时时以古贤的诗句自勉：“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