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4日至17日，中国文联推进文艺创作工作会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项具体举措，对于促进全国文联系统更好推动文艺创作、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艺网将陆续整理发布艺术家代表和中国音协、中国美协、北京市文联、上海市文联、深圳市文联等单位作的大会交流发言，深入研讨推动创作的方法、路径，以飨读者。

“一个人”“一座碑”“一艘船”“一本日记”“一封信”

——在中国文联推进文艺创作工作会上的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京剧院院长 王勇

  　　剧作家写什么？从个体的人写出整体的人民。观众看什么？从个体角色看见典型形象。从笔下到舞台，千辛万苦、千锤百炼的创作过程，无论大写还是小写，人与人民一直是中心，也一直在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激荡于历史与当下，潜心于美与思想的交融，近些年来，我的创作始终聚焦于现实题材，根植于人民群众创造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伟大精神。小处深扎生活，探究细节，大处书写精神，寄寓风骨。不论是《呦呦鹿鸣》中心系天下苍生的女科学家屠呦呦、《人民英雄纪念碑》中一群普通的石匠、《红船》中年轻的党代表、《天使日记》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还是《侨批》中义薄云天的同胞，都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共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一个人”执守的平凡与崇高，体现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时，我就想着要为这位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创作一部作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屠呦呦从事的是单调、枯燥的科学研究，没有华丽的古装，没有少数民族风情，没有战争场面，没有灾难悲情，没有远距离的历史背景，没有帝王伟业，没有传奇爱情，也没有艺术色彩，缺乏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性”，但这种平凡、平实、平静和朴素，恰恰正是屠呦呦的真实本色。

　　创作过程中，我反复“破立”。如果按部就班地写，不免有些“拉洋片”、记“流水账”之嫌。为此，我设计了三个“屠呦呦”：童年屠呦呦，中年屠呦呦和老年屠呦呦。通过老年屠呦呦的倒叙回忆，将几个独立的代表性事件有机勾连在一起，形成具有逻辑性的戏剧结构，给歌剧作曲留下空间，并在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转换间更为自由。

　　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座碑”镌刻的牺牲与不朽，融通历史、当下并未来。

　　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通过怎样的视角切入，选择的可能将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碑体设计者梁思成和参与设计的林徽因的经历为线索，还可以浮雕创作者吴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松鹤的故事等为素材。然而，曾经雕龙刻凤，皇宫帝陵、帝王将相，各路神仙、诸方神圣的曲阳石匠们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人民养育了英雄，也造就了人民英雄；英雄来自人民，也创造了历史。石匠是人民的一分子，由普普通通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味和意义。

　　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的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从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普通石匠的视角，反映“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英雄”的宏大主题。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从小角度表现大主题的恢宏观照，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的无尽感叹。

　　民族歌剧《红船》——“一艘船”辉映的浪漫与激情，乘载民族的力量与启航的方向。

　　歌剧《红船》动笔于我挂职四川工作期间（2018年11月）。当时我突患急症住院治疗，一边躺在病床上输液，一边开启心游万仞、漫无边际的遐想，冥冥之中就见一艘画舫从历史深处朝我驶来，种种场景也纷至沓来。嘉兴“红船博物馆”《苍茫大地》的巨幅油画尤其震撼人心：革命先贤李大钊、陈独秀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他们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愁云密布的前门楼下，他们熠熠生辉的眸光注视着我，那跃动的灵魂指引着我。我急忙打开电脑，在病床“餐桌”上，在亢奋的状态中开始了《红船》的创作，一只手打字肿了，再换只手输液，肿着的那只手继续敲击键盘……油画之景浓墨重彩地铺陈开来，成为剧中重要的情节之一——李大钊乔装成车把式，赶骡车将陈独秀送出北京城，送往天津，再辗转上海。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我胸中激起涛天巨浪，走在前列的这一位又一位的前辈，就是民族希望的火种，是摸索前行的方向。写完全剧，于我而言，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情感的喷薄，也是一次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艺术升华。

　　民族歌剧《天使日记》——“一本日记”抒发的生死与时速，彰显体制的优越与抗疫的伟大。

　　回眸历史，关注当下。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身在北京的我跟身处疫情中心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一样感同身受。原本我并没有写作这一题材的打算，毕竟舞台艺术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与酝酿，准确深刻的思想凝炼、合理动人的艺术创新如何与“当下”事件的广泛影响力和情感震撼力交相融汇，是摆在所有创作者面前的课题和难题。

　　然而，面对这场关乎全中国人民甚至全人类命运的抗击新冠肺炎之战，文艺工作者怎能无动于衷、袖手一旁？获奖作品《天使日记》从2020年3月11日拿出故事梗概，到3月26日写出初稿，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剧本创作。这无疑是我几十年创作生涯中耗时最短的一部，也是我三十余部舞台作品中出活最急的一部，但我在对一本日记一则一则地细细“阅读”中，体悟到了一个一个生命不可逆转的珍视与金贵，以及平凡医务工作者以命搏命的伟大。创作过程中那身处险境，同步同频，生死一线、迫在眉睫的紧张感始终牵引着我，人民的悲悯与热望成为我创作时的梦之所托与心之所往。

　　民族歌剧《侨批》——“一封信”寄出的挂念与遥想，凝聚一体的厚谊与同胞的深情。

　　创作歌剧《侨批》之初，我在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看到了早期华工乘火船漂洋过海的模拟情形：昏暗、逼仄的船舱里，一个笼子里挤坐着众多华工。在船主冷漠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被贩卖的“猪仔”。18世纪末期，一艘又一艘满载“契约华工”“赊单工”“猪仔”的火船驶向美洲和东南亚，有的还在海上便葬身鱼腹，侥幸到达目的地无非是修路、开河、挖矿、砍甘蔗，最后能够返乡的九死一生……

　　《侨批》的故事从华工李诚如为阻止女儿像自己一样被卖，急忙赶赴家乡却海上殒命，临终留下的一封“批”开始，勾连起迫不得已卖女的李董氏和李彩云母女、久卧病榻的李母、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与李诚如感同身受的众多华工。一人苦及天下苦，一家痛及同胞痛，华工、华侨的悲惨遭际、命运多舛，他们的善举、义举，折射出中华民族根植于骨髓、流淌于血脉的大爱，推已及人，忧民忧国是民族力量得以凝聚、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屡扑屡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人民的实践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对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剧作家恒久可靠的精神动力。剧作家深扎人民，深扎生活，体悟人情，感怀世态，“情动于中形于言”，心中有人民，笔下才有大乾坤。人民就像是天空，只有在人民的天空里，文艺工作者才可能振翅高翔；人民也像是海洋，只有在人民的海洋中，文艺工作者才可能扬帆远航；人民更像是大地，只有躬下身去，才可能耕作土地，只有跪下去捧起泥土，才可能融入土地，才可能在人民的土地上春华秋实。

　　“诗随人皆现，才触情自生。”在近二十年，逾三十部舞台剧作的历程中，我深感创作必先有真情，然后方谈得上才华的施展，先言情真意切，继而言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论是追求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科研人员、疫情期间冲锋一线的医务人员，从刻小碑转而刻大碑的石匠，还是为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革命者、信守承诺的同胞相扶，皆是我对其人其事首先产生敬畏、悲悯之情后，才发而为文，诉诸笔端。“为情而造文”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千载不易的准则。

　　艺术创作要秉承艺术规律，事实上，尊重规律其实就是艺术规律。不同的艺术形式要遵循其本体特征。譬如，西洋歌剧脱胎于古希腊传统戏剧的“板块结构”，通过既独立又联系的事件呈现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表达既定主题和情感。而中国歌剧则更多承续了中国戏曲“点线结构”，即一人一事一线到底的创作传统，也就是以主线贯穿始终，将不同事件围绕主线串联起来，尤其是以人为本，写好人物关系，形成“彩线串起珍珠项链”式的纵向发展格局。

　　“乐、舞与诗歌同源”，舞台创作离不开诗意的书写。老舍先生曾经勉励青年剧作家“要写写诗”，这不仅是要求剧本语言具有文采，更是对剧作提出了具有诗思意境的结构要求，也是对人的抒写提出的技术性要求。我理解，要把“剧”当作“诗”来写，以诗情燃烧内心的火焰，以诗意、诗境、诗情牵引和编织剧作结构，起承转合没有定式、自有节律，或缱绻悠扬，或峰回路转，密密缝合、匠心独运地呈现出诗化的生命样态，发人之声，醒人之神。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文艺工作者只有将目光投向祖国的山川大地、人民英雄，在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积累经验，以高远的视野凝练民族精神和时代走向，以细腻的笔触、优美的旋律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写出生而为人的个体尊严和集体命运，才能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才能为复兴伟业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把个体的人放在眼里心里，与人民大众心贴着心，小写时向着精妙幽微处钻研，大写时朝着宽广纵深处努力，每一次创作都是新方向、新路径、新征程。因此汇报也不敢说是创作经验的总结，有的只是对我的创作源泉、创作灵感、创作客体对象以及创作主角——人民的满怀热爱与一腔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