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怒火·重案》剧照

　　陈木胜导演的遗作《怒火·重案》近日一经上映便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收获了较佳的票房和口碑。陈木胜虽也致力于与内地的合拍，但和林超贤、刘伟强、陈可辛、徐克等“北上”导演相比，他没有选择将内地主流价值观和类型美学进行对接的“新主流大片”，而是延续并创新着纯粹港式类型的表达，这在他执导的一系列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如《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男儿本色》《扫毒》等作品中均有明确的显现。在《怒火·重案》中，陈木胜依然延续着这种演绎，其具体表现为人文理念的书写以及创新性的类型表达。

　　对人文理念的书写，是香港电影所秉持的主要美学特色之一。香港电影中的人文理念，主要指其关注纯粹个体的生命状态和情感状态。香港电影也因而获得了人性的丰富性和个体的鲜活性，这是“港味”美学的重要组成，也是经典香港电影获得观赏性和关注度的关键。《怒火·重案》延续了这种对个体的关注。影片主角张崇邦是一名坚守正义、刚正不阿却不懂变通、爱认死理的警察，在初心与使命的驱动下，他屡屡违反命令，不断使用着规则内与规则外的武力去打击犯罪、对抗不公。影片通过对这一特殊个体的生命和情感状态的关注，表现出了一个并不完美的独特个体，这种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探究“反思制度”等社会层面和集体层面的命题，而更多是从社会的层面拉回到个人层面，探究张崇邦这一独特个体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和温暖。

　　影片的反派邱刚敖也是警察出身，却充斥着极端与残忍的个性，在犯下了实质性的错误之后，燃烧的怒火促使他不断把报仇推向极致，人格彻底扭曲并走向了异化。与张崇邦相比，他身上有着更为强烈的“以武犯禁”个性，但又与张崇邦不同，邱刚敖这一特殊个体身上并没有人性的光辉，而是充斥着恐怖的异化，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变态和扭曲。这也透出了创作者对这一个体的别样观照。影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依然是只关注其人物个体的生命和情感状态，而不在于由此阐发的社会大众议题，这也是陈木胜电影的一贯特色。

　　类型表达是陈木胜电影的另一显著特色。在香港类型电影的作者中，每个小群体又各有侧重。其大部分导演如张彻、刘家良、袁和平、徐克等更多选择古装题材进行动作类型的表达；吴宇森、林岭东等偏好于时装题材，并以枪战元素为主；而陈木胜、林超贤、叶伟信等亦较多选择现实题材，在类型元素的使用上，他们不再是单一的偏好，而是将动作、枪战、爆炸等类型元素融为一体。其中陈木胜更是注重多种类型元素的融合，并将“爆炸”作为最后的终结性元素：动作和枪战之后必将以爆炸来收场。陈木胜的这种表达，将各种类型融合而成了新的动作类型，是对华语电影类型的创新性书写。在《怒火·重案》中，这样的类型融合依然较为凸显。

　　该片中重磅的动作戏有5场：影片开场不久在废弃商场中邱刚敖与王焜集团的黑吃黑以及对姚警官等警察的袭击，张崇邦与“猛鬼”等人在茶果岭匪窝中的巷战，尖沙咀警匪枪战，匪徒邱刚敖和警察张崇邦之间的摩托飙车追逐、枪战以及大教堂中张、邱二人之间的终极对决。这5场戏中，茶果岭巷战、教堂对决是以打斗为主的纯粹的动作戏，其他几场戏中也都有一定打斗的元素。片中的这些打斗戏主要是通过动作和观众沟通，而较少靠剪辑等其他外在手段取胜。这些动作类型的营造呈现出了两方面的创新，其一，动作类型中都有新鲜的元素，如教堂对决中，警棍、蝴蝶刀、榔头、铁棍、铁锤等冷兵器轮番上场，将不同器械的动作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邱刚敖使用的蝴蝶刀本身就小巧敏捷，而两把蝴蝶刀同耍，动作在快、准、狠的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邪魅的灵动。张崇邦开车追击骑摩托的邱刚敖那场戏也颇有新意。汽车追摩托车本来是能够占据主动，可在摩托车与汽车保持高速运行中，邱刚敖却屡屡占据上风，甚至主动贴近、拉扯车内的张崇邦。在激烈地摩擦碰撞中，张、邱二人展开了一场危险性与难度系数都极高的拳脚搏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二，除了靠人物本身的打斗动作外，影片还较多依靠环境、道具等来营造出高质量的动作元素。无论是茶果岭的打斗还是教堂对决中，狭窄空间、障碍物和其他许多道具等非身体要素都在营造动作元素时起到了较大作用。如在前者中从相对开阔的寮屋群一直打到密闭的下水道，通过环境、空间的变化营造出了不同的打斗场面和类型元素，也以此表达出了别样的剧情张力和节奏。

　　纯粹的动作戏之外，《怒火·重案》中的枪战元素营造也延续了陈木胜的一贯特色。激烈与炫酷，是香港类型片导演在营造枪战元素时的共同美学追求，陈木胜亦不例外。而他本人更注重在营造这些元素时注入较为浓郁的香港性，特别表现为在香港地标性的场景中拍摄大型枪战和爆破场面。如《冲锋队之怒火街头》中枪战从九龙湾打到了湾仔新鸿基中心，再到中环置地广场等；《新警察故事》中，则是在香港会展中心一决高下；《扫毒》开始时警匪便在著名的油麻地旧区交火。《怒火·重案》中的重头枪战戏的发生空间则是尖沙咀的广东道及北京道交界，其侧边即是著名的海港城。此外，影片开始那场“黑吃黑”枪战中的废弃商场以及茶果岭打斗中寮屋区的质地与空间脉络等，也显示出了香港旧区景象，增添了影片的“在地性”。这种表现为影片的枪战和爆炸类型营造留存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余韵，增强了表现力。

　　在延续与创新的同时，《怒火·重案》也存在细节粗糙、人物动机潦草、女性角色缺乏戏剧意义等问题。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港式类型片的通病。但不管怎样，观众还是能从陈木胜的这部遗作中看到港式类型片的希望，该类型和其他类型电影共同构筑起当下华语类型的主体，规范着中国电影类型美学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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