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作者、研究者谈古典题材的当代讲述——

以现代审美重塑传统记忆

　　在近日一场关于戏剧导演艺术的对谈中，中国古典题材“赵氏孤儿”在当代如何重述以及重塑，引发了3位导演的共同思考。

　　中国剧协顾问、导演王晓鹰曾为希腊国家剧院执导《赵氏孤儿》，他认为，舞台上表现死亡、牺牲，需要把它的必要性、它的价值表述得充分再充分，才能真正体现它的意义，才能为观众所接受。“希腊观众当时接纳程婴的行为，是因为我特意把程婴献出孩子的原因做了充分的铺垫，他再也没有行动上、情感上一丝一毫转圜的余地。让观众感觉到，在戏剧情境下，程婴牺牲自己有效的话，他都不会去牺牲孩子。”

　　“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这是上海徐俊戏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导演徐俊在音乐剧《赵氏孤儿》的创作中思考的两个问题。他说，面对满怀着个体意识、生命关怀、人文思考走进剧场的当代观众，不给予这两个问题合理的回答，就不是当下的戏剧、不具备当代意义。“我们的音乐剧改编自英国莎士比亚皇家剧团创作的同名话剧，诗人、剧作家詹姆斯·芬顿以哲学和人性的思考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对于“亲子岂可死”，作品在最后一幕表现了程婴来到孩子的墓前，和孩子进行灵魂对话。孩子问，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爱给了另一个孩子；程婴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种力量在把我往前推，我必须那么做。徐俊说：“程婴认为杀了自己的孩子是有罪的，他来到孩子的墓前赎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他在为正义牺牲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冲突中走向毁灭，从而诞生出具有现代性的崇高。”

　　但实现价值表达、通往现代性崇高并非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导演李建平讲述了这段令他深受启发的经历：“多年前，我的小剧场话剧《赵氏孤儿》在国外演出，当程婴把自己的儿子献给屠岸贾时，我用音乐、鼓声去渲染，当时我非常得意自己的导演处理，但是演到这里，我忽然听到观众席中有一种奇怪的反应，观众好像发出了‘轰’的一声，我开始以为他们看懂了，等到演出结束以后，他们却围过来，说‘我们不懂，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仇人去杀’。”

　　不可否认，中国古典题材中承载的“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至今仍是基层老百姓看戏、品评人物的趣味和标准之一，尤其在中原地区，“舍子救孤”“精忠报国”等价值取向深植于老百姓的精神操守之中。然而，在中国剧协顾问、剧作家罗怀臻看来，在都市化语境、现代性眼光打量下，古典题材不加裁剪、修饰搬上当代舞台，就会显得陈旧。“传承保护传统文化是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下传承保护，即使这些题材常演不衰、在基层有广大的观众，当代舞台仍然不能天经地义地沿袭、照旧，而应该是有意识地去展示传统的魅力——它应该是现代人眼中的戏，要传达出一种现代气息，是现代人眼中看到的传统、由现代审美构筑的传统记忆。”罗怀臻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刘彦君认为，把古典题材搬上当代舞台的目的，固然包括承载传统、回望历史，但最终还是要穿透历史，回应现实，找到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什么能够超越时空？“对心灵的开掘，能够打通古今。”刘彦君说，比如今天重述岳飞的故事，只演绎“精忠报国”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英雄悲剧，他的悲剧性体现在两难处境上，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为了保护百姓、收复疆土，他要血战到底；作为一个臣子，他又要忠于皇帝。在历史的夹缝中，他这么做也不行，那么做也不行。”刘彦君认为，要表现“两难”，就不能像传统戏那样一味地对代表朝廷的势力作负面表现，“老百姓对岳家军也很信任，皇帝对岳家军也很倚重，他在这种撕扯中如何取舍，应该是今天的创作者开掘的重点，也是这个古典题材贯穿古今的价值所在”。

　　除了对“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的书写，还有一些古典题材，是把老百姓日常生活智慧和朴素想象结合在一起，创作出贴合民间通俗趣味、表达民间美好向往的作品，如微服私访、清官断案、行侠仗义等，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江苏省剧协名誉主席、戏曲音乐家汪人元认为，并不能要求这一类作品承载、表达过于深刻的思想，但还是要让观众从中看到群体精神的时代性。“民间故事中还留有大量挥之不去的封建‘理想’，比如‘科举梦’‘清官梦’‘侠客梦’等，总是期盼依靠个人权力地位的提升、一个‘拯救者’的贤能、一种虚幻力量的从天而降来改变时代、命运，这实际上和今天以人为本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汪人元说，创作者要力求在古典题材中避免群体精神的时代局限，努力赋予其时代感，并延续民间艺术的传统，给予其通俗、生动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