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革命者》的精神向度与美学理想

时间:2021年07月21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文静

  

电影《革命者》海报

  自7月1日上映后,电影《革命者》的社会反响和话题热度不断攀升。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影片中的主角李大钊温暖坚毅、悲悯慷慨,其栩栩如生的形象成为《革命者》感人至深的重要依托。而透过惊艳了观众的主角光环,构成影片艺术感染力的除了成功的人物塑造和演员精湛的表演之外,更深层次的支撑则是影片对革命者精神内涵的掘进,以及与这些精神内核相匹配的光影呈现。可以说,《革命者》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的人物形象和电影语言,而让人回味颇深的则是其藏于光影之下的文学质感。

  《革命者》从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入手,巧妙处理史实和虚构的关系,既塑造了一个文化领袖和革命先驱李大钊,又通过这个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形象,以及他追求真理、弘扬正义、坚持斗争、不惧牺牲的经历,为革命者设置了“追光者”的思想轮廓和美学标准。电影以李大钊就义前38个小时的倒序时间轴为主线,通过他与陈独秀、毛泽东、张学良、蒋介石、赵纫兰、李庆天以及北大学生、报童一家、开滦煤矿工友等不同的关系视角,以放射性叙事结构组织了多个故事单元。在这些故事单元中,“光”代表正义和真理、代表美好生活,而革命者从不放弃对光的追求和赞美。因此,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激昂,在得知报童被枪杀带领家属民众坚决抗议的愤怒;也看到了他在狱中屡受折磨酷刑加身面不改色的沉稳,以及带领革命者走向绞刑架时的无悔与坦然。特别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李庆天受组织秘密委派去监狱实施营救时,李大钊仍然选择平静淡然地拒绝。追光而行,不仅是《新青年》上“领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迪,是罢工抗议时走在最前列的行动,也是此时此刻洞观中国局势后仍追随内心理想,九死未悔“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选择。

  但是,电影并没有把李大钊的人格魅力局限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生命的崇高和庄严中,在《革命者》里,光还是热情和温暖——李大钊在包子摊与陈独秀调侃南北口味差异的轻松,除夕夜接过庆子给他的饺子时的暖意,他与妻子孩子们在家弹钢琴唱歌的温馨,以及英勇就义前剃头喝酒时的幽默和从容……这些更加贴近人性真实的形象设定和创作过程中的细致纹理,不但延展了李大钊作为革命历史伟人的概念化形象,同时也让他的革命贡献和精神价值实现了从教科书到新时代的情感连通,让观众感受也接受了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李大钊。

  《革命者》对精神向度的拓展还体现在对“革命者”思想含量的把握上。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份描述,革命者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来“传记”式的创作暗示。正如两部同名电影作品——俄国导演叶甫盖尼·鲍艾尔的《革命者》(1917年)、美国导演露西·奥斯朗德的纪录电影《革命者》(2012年)那样,聚焦主角的经历和命运,把革命者定位到典型人物上,进而深入那些为人类和平自由、国家民族解放前赴后继、无惧牺牲的生命体验中,去阐释革命者的价值意义。显然,中国的电影《革命者》并不满足于以人讲人、就事论事,只停留在塑造革命者的个体形象上,影片在设定放射性结构的故事单元时就对“革命者”的精神元素和群体层次进行了布局。如陈独秀是思想上的革命者;毛泽东是通晓国情、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者;罢工的工人是被唤醒的行动的革命者;李庆天是充满生机的未来的革命者;大年三十聚集在公共澡堂无处可去的乞丐则是隐形的革命者等。电影不仅通过一个丰满的李大钊形象告诉观众“谁是革命者”,还要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梳理出“什么样的人叫革命者”以及“哪些人应该成为革命者”,从而完成事件到信仰、个人到群体的价值升华。这一定程度上受到导演徐展雄文学教育背景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则是中华民族对于身份和价值的确认都具有深厚的集体主义思维。因此, 《革命者》的主角是李大钊,但它不并仅仅是李大钊的传记,这也是电影拥有信仰高致、精神超拔的文学质感的关键所在。

  除了思想主题, 《革命者》在艺术呈现上同样是一部“追光”之作。它始终遵循电影逻辑、让镜头展现故事,完成思想和情感的传递,而不是简单地用光影去为剧本做顺序化的阐释。对应李大钊惊心动魄、波澜起伏的革命经历和勇敢坚毅的人物形象,电影总体上呈现出坚毅温暖的美学特征,而光的参与使火热的理想、光辉时,电影中与蒋介石复杂心情共是对二人相识以及关于思想、道烈争执的回忆闪现,从拜访孙中到国民党“一大”时各自表态,最大钊平静却自信的“打赌”之约,的蒋介石毅然决然下决心签署处而观众从这场全程没有台词的所感受到的情感张力,正是从光获得的。

  在《革命者》中,对光线的调度和搭配是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背黑暗而向光明”是革命者的信仰,因此在电影中光成为希望和浪漫的隐喻。比如身陷囹圄的李大钊对着铁窗漏下的阳光,在黑暗的牢房墙上比出飞鸟翱翔的姿势,隐喻着思想领袖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开滦煤矿大罢工时,当矿工们“敖德萨阶梯”式的排列与他们头上的矿灯组合成“星星之火”式的队伍,与蒸汽中疾驶而来的火车车灯相对形成了小与大、多与少、权利与权力的相遇和对峙。还有,李大钊与陈独秀共驾马车相约建党途中的马灯;和毛泽东同行登上香山冀望“赤旗的天下”时东方旭日的万丈阳光;起身赴刑场时囚室桌上不灭的小油灯与狱警头上刺眼的大吊灯;牺牲后妻子赵纫兰回忆往事时的夕照等。但这不仅仅是关于光的象征,在与主题思想的情感基调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光的运用积极地参与场面构建和情节推动。同时,塑造革命者的不同面孔和侧面时,无论是李大钊在一束暖光中与想象中的同志紧握的手,还是冷光中掉落在刑场的眼镜,都折射出红色题材电影创作在艺术尝试上的进步和自觉。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

(编辑:刘禹森)